一個不能停止思考的問題
王健壯 — 2014年04月14日
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改寫歷史的運動，改寫了學運史，也改寫了社運史，更開創了以占領憲政機關為手段的新社運模式。
太陽花學運是一場改寫歷史的運動，改寫了學運史，也改寫了社運史，更開創了以占領憲政機關為手段的新社運模式。
但既是模式，就可能出現模式效應。太陽花才撤出立院議場不到一天，就爆發上千民眾包圍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事件，即是太陽花效應的立即發酵；可以預料，往後任何一場社運，都有可能受到此一模式影響。
也就是說，如果以後再出現類似大埔徵地、美麗灣開發、國光石化興建與恐龍法官判決等事件，示威抗議的社運團體很可能會改變過去相對溫和的運動策略，而改以占領或包圍苗栗縣政府、台東縣政府、經濟部或地方法院的激進手段進行抗爭；亦即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機關，都可能難逃太陽花模式效應的影響。
但即使是支持這次學運的人，也對占領政府機關的新社運模式有所保留。前任大法官許宗力雖然認為學生此次占領國會具備最後手段性，但他也特別強調「占領國會，不管哪一黨執政，基本上都是不可取的，祇有在非常例外的不得已情形，才有可能正當化，切勿輕易發動、輕易仿傚」。
但社運的手段是抗爭，抗爭的動力是激情，在激情的催迫下，既然已有太陽花學運作為先例，占領模式便很難不輕易發動，也很難不輕易仿傚；至於是否具備最後手段性，更是言人人殊，在學運期間，幾位夙具聲望的法律學者，對占領國會是否具備最後手段性，即曾有過一場小型論戰。
台大法律系教授李建良在學運初期寫了一篇文章，質疑學生「武奪」國會的行為，「學生們真的自詡為了『正義』可以『奪下』國會、『拆踹』招牌？老師們難道要藉此鼓吹『抵抗有理』、『暴力無罪』？」「有無仔細想過可用的法律抗爭途徑是否已經耗盡？」「反了之後，如何作『合於憲法』的善了？」「如果目的可以正當手段，究竟要置台灣民主法治於何地」。
對李建良的質疑，前任大法官許玉秀卻有不同看法。她認為立法院決議程序的違法錯誤，已無糾正可能，「既然現有法律體制，沒有辦法糾正這個錯誤，那麼人民祇有自己來糾正這個錯誤」，「進駐國會議場主張自己是權利主體，有多麼不得已，有多麼必要」。許宗力也在臉書寫了一篇短文支持許玉秀。
從法律學者也有不同意見可知，社運占領政府機關是否具備最後手段性，將是一項永恆的爭議。舉例來說，假設哪天民進黨執政，行政權卻片面宣布廢止兩岸已簽訂之各項協議，但支持兩岸協議的民眾（姑且就說是藍營群眾吧），也以協議廢止攸關台灣生死存亡、行政權違反正當程序、立委沒有能力執行人民授權的任務、現有憲政機制已無糾正可能等理由，占領國會或其他政府機關，今日主張占領國會有正當性的人，是否也會同意反廢止兩岸協議民眾的占領行為具備最後手段性？另一個假設是，如果反服貿都可正當化占領國會，日後若簽訂任何政治性協議，豈非更是占領有理？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並非假設問題，而是可能即將面對的問題，此刻不得不預作思考。
這次學運讓每個人都上了一堂課，一堂跨學門的課；在學生改寫的歷史中，也有許多動人的篇章。
但占領國會的運動模式，「究竟傳遞了什麼憲政訊息」，卻不能因學運結束而停止思考；這個問題無關藍綠，下課後，大家仍須討論。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