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才斷層的危機與契機
簡立峰 — 2014年04月20日
台灣社會一直高度關注低薪化和就業率問題，其實人才斷層也是台灣就業環境一個嚴重問題。
台灣社會一直高度關注低薪化和就業率問題，其實人才斷層也是台灣就業環境一個嚴重問題。
放眼台灣政界、學界、企業界，甚至各行各業，位居要津都已頭髮斑白，這個斷層達二、三十年。在大陸、印度、東南亞、美國、俄羅斯、東歐，都很少見到這種狀況，但在台灣與日本卻非常明顯。
從我個人經驗談起，我廿五歲就在大學兼課教書，卅歲已經參與國科會大小會議，當時很多人都說我很年輕。但廿年過後，現在這些會議中比我年輕的還是屈指可數。我的老師李琳山教授廿五歲就拿到史丹佛大學博士，卅歲擔任台大資訊系創系主任。再看宏碁創辦人施振榮、華碩共同創辦人童子賢，在創立公司時也都不到卅歲，這些成功菁英，很多至今仍是業界、學界所仰賴的領袖，那台灣下一代的新血在哪裡？
當國家經濟從高速發展到趨緩，因為缺乏新機會，新人才不易與舊人競爭既有機會，就產生人才斷層的問題。尤其台灣的市場規模不大，有些產業國際化程度又不足，較不容易支撐起新興產業，台灣年輕人也缺乏新的機會與歷練，無法培養出高階人才，延後世代交替時程。
反觀內需市場夠大的美國，較容易發展出新興產業，從石油、家電、資通訊，到網際網路產業，年輕人可以一直投入新興產業，也比較容易出頭。
另一方面，廣設大學與研究所後，也造成台灣學子留在校園學習時間過長，多數科系學用落差嚴重。多數工作應該是從做中學習，學子先有實務經驗後，再回到校園進修。
我在Google的同事不論來自歐美或亞洲，大多是大學畢業就開始工作，之後有需要再回學校學習，不到卅歲擔任總監或副總裁大有人在。
人才斷層，與出國進修、歷練人數減少也有極大關係。曾經台灣年輕人的移動力超強，六○年代大量留學美國、七○年代去日本與阿拉伯、到八○年代前進中國大陸。過去台灣資通訊產業的成功，就是大量海外人才將矽谷經驗帶回，並建立龐大的聯結，甚至出現台灣發生地震，造成矽谷高科技公司股票大跌現象。但九○年代，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並廣設研究所後，人才移動卻突然停滯，常往來美國的人都可感受到，要在矽谷看到台灣年輕菁英已經很難。矽谷一直還是世界科技創新中樞，但現在台灣似乎快要跟矽谷斷鏈了。
人才斷層問題由來已久，但契機已經慢慢出現。首先，產業與校園人才已有板塊挪動現象，從群聯電子、愛情公寓，到被LINE收購的WhosCall，創辦人都是廿幾歲畢業後創業，也讓我們再次看到成功的年輕創業家與新產業的出現。
其次，大型企業已感受到產業典範轉移的趨勢，世代交替壓力將會愈來愈大；而年輕人對經濟前景與就業環境失去耐心，更傳達了台灣需要改變現況的訊號。最近反服貿學運，很明顯看到網路世代的焦慮，以及新生代人才的無限潛力。
這樣的契機植基於台灣諸多優勢。從Google在台灣招募人才經驗來看，台灣擁有高素質人才、扎實的基礎訓練、國際化與高配合度的一流人才；另外，我們也累積了完整、完善的企業基礎，加上台灣正好位處高速發展的東亞與東南亞中心點，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年輕人應該大步向前，充分善用這些既有基礎，開創新興事業。
綜觀而言，台灣的人才素質佳，創業成本不高，加上新舊企業正在典範轉移中，對年輕創業者是個空前的好機會，台灣社會要鼓勵新創產業；產、官、學界都應勇於給年輕人機會，年輕人也要展現足夠的企圖心。
網路世代雖然不見得願意或適合接手舊世代的工作，但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新機會，例如協助台灣產業網路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結合電子商務，電子產業結合雲端服務，生物科技結合電子產業等，不僅可以達到世代交替的目標，甚至可以促成世代合作，一併解決台灣的就業與產業問題。
（作者為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