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命運坎坷的台灣教育改革
朱敬一 — 2014年07月07日從二十年前的410教改遊行、到1995年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諮議委員會、到次年完成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再到把近百家高職轉型為大學或技術學院、最後則是一年多前推出來的十二年國教，台灣的教育改革大概只能用「不上不下、越改越糟」八個字形容。
關於台灣教育改革的評論，坊間已然成百上千。有人因為李遠哲先生後來的政治立場而全面否定他早年推動的教改、有人則嚴厲批評日益複雜的升學考試方式與分發方式、有人乾脆讓子女移民，完全脫離台灣的教育環境。無論如何，在可見未來，台灣的「教改」大概與「證所稅」一樣，是個被污名化的名詞，隱喻背後某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蛋頭決策，也揶揄以往一整掛因為這個名詞而下台的部會首長。這樣的一般看法並沒有錯，但是我在此想要在觀念面有所釐清，剖析一下為什麼我們的教改會落入這樣的困境。
我認為，二十幾年來，台灣的教改都是在兩種互相衝突的邏輯之間拉鋸。第一種邏輯是「人本主義」；410敎改遊行與1995年的教育改革諮議會，背後都有這種邏輯。基本上，當時許多人看到升學管道的狹窄與升學篩選壓力對學生的扭曲，遂希望疏緩這樣的壓力與扭曲。所謂「廣設高中大學」、「延後分流篩選」，都是這種邏輯所推演出來的政策。當時的教改人士都認同「孩子才是主體」的人本思想，反對為了經濟目的或節約社會資源而限縮孩子們的受教權。
人本主義說起來當然是義正詞嚴，社會上鮮有異聲，但是大家可能也忽略了華人社會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觀念。這個觀念也許與一千年來的科舉制度有關，甚至是傳統社會中下階層子女翻身的唯一管道。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人再在嘴巴上講「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是讓子女讀書有成、出人頭地，總是華人父母親的共同期待。這種期待在子女升學時，當然也就轉化為「擠明星高中、拼國立大學」。當社會上普遍存在這樣的價值與期待時，這就形成了「社群主義」。
二十年來的教改運動不但從來沒有認清人本主義與社群主義是衝突的，也沒有任何系統性的努力，去影響或改變「上明星學校」的社群思考。有些政府首長甚至有人本邏輯至上的優越感，動輒批評學生家長有明星學校的「迷思」，指責那些不肯選擇上社區高中的人不夠覺醒等等。
正因為人本主義的教改推動者沒有把社群價值的改變視為改革的前提，所以台灣社會的教改，基本上是在學生家長都還想擠升學窄門的情況下，硬是叫大家不准再擠窄門。於是，教育當局就只能在出題簡單化、組距模糊化等技術枝節上打轉，「讓窄門的位置不清不楚」。殊不知，出題簡單之後考試變得沒有鑑別力，學生不但要拼學習，更要在簡單的答題中拼不犯錯，更痛苦也更不人本。
組距模糊化後，學生更希望拼到「勝出模糊範圍之外」，而不幸落在模糊區域內的，更是在選填志願時如坐針氊。就是這樣，我們的教育官員視學生家長為被改革的對象，而家長則怨官員老是設計那些隱藏訊息的細節。人本邏輯與社群邏輯上下折騰，就是台灣今天的教育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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