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何處去

今年三月太陽花學運，贊成與反對的聲音皆有。根據媒體報導的四、五十萬人大遊行，顯示社會潛藏巨大怨氣。雖然學運訴求是抗議服貿的審議，但我認為問題仍在背後的怨氣，因為立法院幾秒審完的案例不勝枚舉。

立委蔣乃辛曾在立院質詢經建會主委：「為什麼過去台灣GDP每年以三到四％的年增率，薪資卻沒有成長？」這是極簡單極好的問題。官員卻沒有很好的答案。過去三十幾年，台灣GDP的成長率一路往下走，觀察一九九六年後的成長率只比零略高。整體來看，二○○○年之前平均的GDP成長率是十三‧二七％，之後是三‧三七％。薪水部分，自民國八十九年後幾乎凍漲，加班費也沒有成長，服務業加班費較低，因服務業是責任制。

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底層勞工分享不到果實

資訊通信產業從二○○一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九％，至二○一三年達八十七‧三％，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比例最高的產業，第二名是電機產品，從十三年前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例為二十五％，至今達六十九％，第三名則是精密儀器。電子、資通訊及電機是受到ITA保護的產業，占出口額百分比差不多一半。如此大比例產品出口屬台灣接單海外生產，部分解釋為何台灣GDP成長，薪資卻無成長。試想，二○一○年全球電腦銷售量兩億五千萬台，其中九十六至九十七％為台灣接單，而廣達、仁寶這類電腦大廠，在台灣卻沒有工廠。只要全球電腦需求成長，訂單就成長；只要訂單成長，利潤也成長，我國GDP就成長。但這樣的成長不會投射到台灣的勞動市場，因為這類產業在台灣沒有工廠。這類成長所創造的果實，就是公司會計、財務和營運長。要對就業產生幫助，一定要投射到勞動市場面，所以錢不會投資到台灣，會投向深圳、蘇州的勞動市場。

而什麼樣的公司薪資會成長？聯發科、台積電、大立光等具全球競爭力的產業，其薪水會成長，因為不漲會被後面人的追上。反觀電腦代工、美而美早餐，薪水沒有道理要漲。電腦代工真的要漲，漲一些業者或許會吞下去，漲多了業者就移到越南，這就是工資「向後看齊」定理（FPE定理）。

全球經濟大致分三階段：第一個階段靠投資驅動（input driven）經濟成長，六○年前台灣即屬之；六○到九○年代進入第二個階段，以效率驅動（efficiency driven）經濟成長，過去勞動素質不好，但教育普及，以素質提升效率；然前兩者有其極限，第三個階段的創新驅動（innovation driven）經濟成長卻沒有。任一階段過渡到下一階段都是轉型，為何企業不轉型？簡單地說，台灣在八○、九○年代轉型之際，恰巧周邊國家如中國、越南、緬甸改革開放，開始往資本路線走，這些地方的勞動與土地價格低，台灣企業主容易找到基地「續操舊業」，就沒道理進行高風險轉型。台灣資通訊產業大多如此，創新的產業權重不夠，其他產業也沒到世界的前緣，即使創新的產業薪水有上漲，其他產業沒有上漲，加權平均後，拉不起平均薪資。轉型不順，使得台灣產業「舊的已去，新的沒來」。

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

所謂「層級所得比」，指最有錢層級的所得除以最窮層級的所得，倍數愈高愈不平均，台灣所得分配黃金時期為一九八○年。然近年變化不大，此與學運的感覺不太一樣，大家都覺得富者愈富。但數據為什麼沒有變化？因為層級所得比是用最富者的二十％做一個劃分，這樣的劃分點太粗略。二○一二年台灣最有錢二十％的門檻為年所得一百八十萬，將一位台大教授家庭和魏應充家庭放在同一層級，在所得、道德上都不公平。

如何呈現真實情況？全台灣最有錢一％家庭的所得佔全台灣所有家庭的所得比，自一九九五年後一路攀升。二○○九年下降，當時金融海嘯對一般受薪階級沒有太大衝擊，對有錢人則衝擊非常大。若以○‧一％甚或○‧○一％最富家庭觀之，此數據則愈攀愈高。最有錢的○‧一％家庭所得佔總所得比例現在高達百分之五點多，十幾年前僅有百分之二點多。

當GDP成長的時候，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是常態，其所創造的GDP大部分留在白領階級身上。如果管理階層在分擔GDP的成長，將使所得越來越不平均。我們發現資本家份額一直在上升到後來是持平，薪資份額則持續下降到後來持平，代表資本家拿的錢比例越來越多，而勞動者拿到的越來越少。為什麼有此現象？一部分因為製造業基地移至海外，一部分則肇因於減稅。過去十數年，三任總統，十二任行政院長，數任財政部長，幾乎每個任內都減稅，且大多都是對資本家有利的，例如土地增值稅，這也是造成所得分配不平均的原因。而所得稅佔稅收比例部分，與富人較有關連的證交稅和土地增值稅呈現平穩狀態，薪資所得者卻承擔愈來愈重的租稅百分比。此呈現兩個負面結果：一為GDP成長但薪資沒有成長；另一為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

居住正義，挑戰世代公平

全台都會區房價第一名是台北市，新北市次之。美國智庫Demographia調查發現台北市是全球房價最貴的城市。若一個人不吃不喝多少年後可以買一棟房子？台北市要花十五年、香港十四‧九年、新北市十二‧七年，年輕世代如何沒有怨氣？這是非常殘酷的事情。為什麼房價會漲？台灣的房屋和土地持有稅非常低，通常低持有稅會搭配高增值稅，二○○二年土地增值稅減半後，永遠無法回頭。試想一棟二千萬的房子比一輛兩千C.C.豐田轎車繳的稅還低，這沒有道理！

而房價漲與台灣接單海外生產亦有關聯，假設仁寶、廣達在台灣有工廠，電腦訂單成長時，需要擴充廠房買設備。但若製造業外移，實體投資需求就減少，資金便投入房地產市場。所以頂新在台灣炒樓，因為缺乏實體投資機會。製造業出走，實體投資機會便減少。再觀察貸款負擔率，台北市平均需要用六一‧八七％的所得付房屋貸款，扣掉食、衣、交通等支出，根本負擔不了。無怪乎一位中研院院士說，大學教授買不起房子，台灣大概是全球少數特例。

教育翻身，難以期待

傳統華人認為教育是翻身的機會，我們不斷鼓勵小孩念書，專科、大學以上學歷逐年上升，但大學以上學歷的失業率最高。台灣五十二％受雇者擁有大專以上學歷，大專以上學歷卻有三分之一薪水不到三萬元。從學生貸款比例則發現，家庭環境好的不需要貸款，就讀便宜的公立學校，家庭環境差的，反而念較貴的私立學校。這多少跟我們教育的篩選有關，學科比不太出來，就開始比術科，開始補一些才藝，現在還有補IQ，這怎麼補？

階級流動呈現反向施為

我最不喜歡的事情是二○○九年降遺贈稅。湯瑪士ž皮克堤（Thomas Piketty）來台時說過，最適當的遺產稅率是五十％到六十％。台灣遺產稅率原來是五十％，二○○九年一舉降到十％。台灣的父母給子女的贈與免稅額度是一人一年二百二十萬，贈與二十年，就到一億。給小孩有一億的免稅額度，試想真正需繳遺產稅的，是有錢到如此的程度，給這些人減稅沒有道理。所得分配不平均是任何一個時點的靜態概念，遺產影響動態的公平，不要讓有錢的小孩注定很有錢。當初降遺產稅的理由，是為了吸引資金回台，但台灣的投資機會不多，資金就流向房地產及股票市場。張忠謀也公開批評降遺產稅是錯誤政策。

解決方案：靈活改變，創新經濟

首先，產業要轉型，政府要導引出創新經濟。

第二，要有穩定的租稅，減稅減到全球倒數第五低，僅阿拉伯產油國比我們低，低賦稅衝擊公共投資，基礎建設差，經濟轉型不易做，遑論助年輕人創業。

第三、產業政策的問題癥結不在景氣，而是轉型問題。景氣起起伏伏，升息、降息、貶值、刺激等傳統景氣因應措施無法治標，轉型才能治本。

第四、經濟戰略面，台灣要簽FTA，不走入國際沒活路，FTA就如同劍宗，除了劍宗還要有氣宗（產業）。韓國簽FTA時，同時想怎樣賣韓國的汽車，紐西蘭簽FTA時，思索如何賣奇異果和牛肉。FTA背後必須有產業積極目的。

第五，財經官員不能再迷信開放萬能，如果開放經濟就會好，歐盟各國經濟就不會壞。歐盟不只是FTA，其共同市場仍有許多問題，僅回答尊重市場的鸚鵡學派是可笑的。

第六，推創新經濟時必須同時考量就業、國安、分配等問題。創新經濟僅頭一兩次有商機，製造業才有持續利得。很多人羨慕韓國，但韓國於制度面適合兵團作戰，台灣市場不夠大，卻敏捷靈活有創意，這才是我們改變的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