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方價值觀說不？

官方宣傳機構與教育體系如此的大動作當然不可能是「唱中央的反調」，但人們很難不疑惑：在已然全球化的今天，一個宣稱要對自己的制度、理論、道路與文化有 自信的國家，為何還需要築起高牆力擋所謂的「西方價值觀」？這樣做除了凸顯本身的缺乏自信，也完全不現實。畢竟對現在的中國來說，「西方價值」其實已經無 所不在，從大學體系到憲政法治，從物質到精神，處處都是西方價值觀念的影子。或者就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巋在網上「請教」袁部長的：馬克思主義也是源自 西方的，請問如何區分「西方價值」和「中國價值」呢？已被點名批判的「公知教授」賀衛方說得更麻辣：「西方一流大學裡高級領導人的子女扎堆成片。如何保證 這些孩子不受西方價值觀影響，成為一大困難。教育部可否規定：至少領導人子女只能到社會主義國家如朝鮮留學？」簡單地說，方方面面已在大陸擴散乃至生根的 「西方價值」，有可能砍掉重練嗎？ 

或許是意識到了用詞欠考究，袁貴仁隨後於《求是》雜誌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將「西方價值觀念」修改為「西方錯誤觀點」。《環球時報》解釋道：「官方反對宣揚西 方價值觀，這裡指的主要是西方政治價值觀，不是西方社會的日常哲學。」中國青年網評論員王德華進一步澄清道：西方社會的先進科技和管理制度不在反對之列。

且不說這是否又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窠臼翻版；中國經過近兩百年與西方的碰撞，特別是近30年的改革開放之後，許多所謂西方價值，從日常的食、衣、 住、行、育、樂，到民主憲政、自由人權已深入民心，成為中國人生活與思想追求的一部分，進入了「不可逆」的階段。在「不可逆」處逆向施力，不僅不會是一個 有效的治理策略，甚至可能會激起不必要的反作用力，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不能否認，當下中國社會確實存在一種「逢中必反」、「全盤西化」的思潮，總講西方如何好、中國如何失敗、西方模式是唯一選擇，走西方道路不可避免。這種思 潮在高校中影響更甚，年輕人可能會因此缺乏自信的支撐，而陷入盲目崇拜西方和「照搬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迷思中。因此，政府當局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 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藉以強化「解決中國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這個共識，不能說完全沒有現實意義。

但證諸《環球時報》2月27日刊出的「十名留美學生愛國自白：對中國體制越發自信」的報導，說明「出國後更加愛國」已成為大陸留學生的共同特點。因此大陸 當局所要思考的，不但不應當是要不要允許已經融進民眾生活與觀念中的西方價值，而是要有自信心截長補短，讓所謂西方價值與中國傳統價值及中國共產黨獨具的 治理價值，融合成為一個可以行諸四海的新價值、新觀念乃至於新的治國理念。 

今日的大陸的內外條件和1991年解體時的蘇聯完全不同。這可以從美國政治經濟學家法蘭西斯‧福山的改變得到印證。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讓民主世 界歡欣於自由民主的勝利。福山在他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中，信心滿滿的說出了「歷史已經終結」，他認為自由民主制的誕生代表歷史的終結，沒有比 民主更好的方案。但3年前他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卻修正了這樣的自信，認為「在錯誤的情況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為 引發不穩定的因素。」基於同樣的反思，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也在去年12月的《紐約時報》發表了〈民主政治是否已壽終正寢？〉他說，人們對民主政府的希望幻 滅，而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做成有效的決策，正是失落的關鍵。

西方民主國家普遍面臨的失能危機，引發這一波民主反思潮，而這些反思，投射出對一個「強政府」的期待，這正是大陸目前擁有的政府特質。許多西方民主國家的 政治領袖與學者，也開始思考如何從效能端學習大陸的政府表現。著名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甚至說「希望美國能變成專制的中國，只要一天就好。」雖是 戲言，卻反映出對政府效能的期待。關於如何建構良好的政治體系運作，福山的核心論點是需要三個構成要素，即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三者缺一不可，而且順 序不能顛倒，民主並不是第一位，強政府才是。很顯然，正是美國日漸衰敗的民主政治和中國愈發成功的國家治理，給了福山的新理論最為堅實的兩大經驗事實支 撐。如果，這些所謂的「西方價值觀」正準備敞開心胸，學習大陸治理中的正向元素，大陸方面，為什麼沒有自信去正面看待西方價值觀念裡的正向元素呢？

中國著名學者錢鍾書在其著作「窗」一文中提到：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風和太陽都引進來，使屋子裡也關著一部分春天，讓我们安坐了享受，毋需再到 外面去找。」「西方價值」就是中國這間屋子的窗，如果把窗子給關了，蚊蟲、蒼蠅與灰塵固然可以阻隔在外，但空氣也就不流通了。大陸當局應該有、也必須有足 夠的自信，在中國文化與大陸治理方法中，結合西方價值與觀念，創造「進步性的演變，並逐步完善法治與民主問責制度，這才是確保穩定執政的正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