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會上瀰漫著一股世代、階級之間的對立氛圍，其顯著的程度甚至直逼在政治上藍綠對立的態勢。也因此，不論是柯文哲市長上任後開始對所謂 的「五大案」進行檢討，或是在討論國內薪資、稅制等問題時，內容總少不了「世代公平」、「分配正義」等字眼，我們看到中年世代與年輕世代對立、富人階級與 一般人對立，乃至於軍公教與一般勞工之間也出現對立，深感憂心。
會出現這麼多對立的情況，說穿了就是有一方感覺到不公平，而且人數越來越 多，形成動態的不公平。換句話說，不僅是當下有不公平的現象產生，而且這情況隨著時間經過，更加的嚴重。我們的確看到過去數十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表現雖然有 起有落，但一般受薪階級，或剛出社會的青年學子，卻沒有因此受惠。就連《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教授看見台灣經濟數據時也不禁要問：「對比於 GDP，台灣的薪水低到不成比例，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去了？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
從資料來看，自90年代至今的20幾年間，國內不管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的GDP，扣除金融海嘯時期，基本上都呈現持續成長的狀態。但就生產要素的報 酬結構觀察，分為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受雇人員報酬，以及間接稅淨額等4項比重的變化，呈現後兩項減少，而前兩項增加的走勢。其中製造業的情況較服務 業明顯，而製造業中又以資訊電子業的情形最為顯著，受雇人員報酬比重自1994年到達65.06%高點之後，便一路向下滑落，最低下降至33.25%；固 定資本消耗則由90年初約15%一路攀高至今已超過40%。若與先進國家相比，鄰近的日本2011年勞動份額為60.6%、韓國2012年為71.8%， 美國2011年為63.7%，都比台灣高，我想這正是分配不公平的重點所在。
論原因，這期間資訊科技產業雖然蓬勃發展，帶動台灣工業順利由過去「雨傘王國」、「玩具王國」蛻變成「資訊王國」，不過發展方向過於偏向代工發展，加上政府針對高科技產業租稅補貼，使得受雇人員報酬與間接稅淨額比重逐年下降，固定資本消耗與營業盈餘比重卻逐年上升。
在 製造業由過去勞力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過程中，企業增加機械設備的使用，自然使得固定資本消耗在最終收益的分配上要拿得更多。但期間政府為協助 產業順利轉型，對企業設備投資多有租稅抵減，製造業間接稅淨額比重由90年代之前的平均10%以上，到近年下降到僅約6%，而同期間資訊電子業間接稅淨額 比重則是由7%下降到不到1%，反觀營業盈餘比重由低點12%上升到高點曾超過40%，2009年後則因國際景氣衰退使其減少，比重也隨之稍低。
這 個趨勢需要扭轉。今年4月一則新聞讓我印象深刻，美國一間處理信用卡支付的Gravity Payments公司執行長普萊斯今年初對員工宣布，未來3年從櫃台總機、客戶服務到銷售人員的基本年薪將調高至7萬美元，120名員工中有70名員工薪 資即時調高，當中約一半人員收入加倍。與此同時，普萊斯則調降自己百萬美元年薪至7萬。對此，普萊斯的回應是：「美國貧富差距擴大，自大蕭條後日趨嚴重， 我不斷思考這個現象，覺得時候到了，現在不解決要等什麼時候？」。
20多年前，當時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趙耀東先生也曾感慨的指出，台灣經濟多年來的蓬勃發展，只有產生資本家，沒有塑造出真正的企業家來。兩者的差別在哪裡？基本上企業家要有企業責任、社會責任，還要有國家與世界的責任；而資本家只是不斷累積個人及家族財富。
在 此台灣社會面臨世代、階級對立情況持續惡化的同時，除了政府有必要在制度面設法修正，保障薪資階級的份額。做為有決策權力的企業主們，雖然承擔風險，應該 享有報酬，但不應以「成功因眼光獨到，失敗乃環境使然」態度，成為一個只知謀取個人利益的資本家。更重要的是，應發揮應有的企業家精神與責任，多讓員工調 薪與分紅，分享果實。如此一來，社會上累積已久的對立氛圍才有機會在未來隨著經濟復甦而逐漸消彌。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台大經濟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