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大師提霍勒給台灣的啟發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霍勒（Jean Tirole）來台，在台北場的講題是「氣候變遷與公共政策」，台中場的講題是「市場失靈與政府管制」，之後分別與台灣重要的學者、企業、金融界座談，探討全球金融風險與產業競爭。

提霍勒自1981年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博士學位後，平均大約五年，專注於一個領域，寫出十篇左右的論文，然後將這些論文改編成教科書。這些領域包括產業經濟學、政府採購與管制、心理學、財務理論、銀行監理、總體經濟學，以及如何解決京都議定書簽訂後的談判僵局。提霍勒的研究涵蓋面之廣之深，在同輩經濟學家中，無人能出其右。而在這麼多領域中，瑞典皇家科學院特別推崇他「幫助我們了解，如何管制具有獨占力量的公司」，也就是他在「管制經濟學」與「公平交易法」上所做的貢獻。

管制經濟學與公平交易法並非新領域，提霍勒是將賽局理論的推理方式，放入政府管制廠商的情境中，強調政府要先了解企業的利益，並預先考慮企業的因應方式。在提霍勒這代學者之前，對於政府該不該干預市場，學者常依意識型態而做結論。提霍勒並不認為市場萬能，因為像資訊不對稱、外部效果、與自然獨占這些情形，都會讓市場失能。但是提霍勒也不認為，政府干預後，問題就能解決；畢竟政府是由人所組成，官員的誘因未必與社會利益一致。提霍勒強調，每個問題都不相同，他無法提供萬用處方。雖然提霍勒沒有萬用處方，但他的研究方法是有SOP可循的。首先，他先了解特定產業的特性與其中的爭議，然後用賽局理論的工具，分析政府不干預與干預的差別，最後，他提出能讓政府了解的政策建議。例如，京都議定書簽署國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談判破裂後，他分析談判沒有進展的原因，是各國對於如何衡量與管制排放量沒有共識、各國政府缺乏使命感，以及彼此缺乏互信。然後，他極力呼籲，千萬不能因此而將談判拖延到2020年，原因是拖延不僅使各國在未來幾年缺乏降低排放量的誘因，甚至會讓這幾年排放量上升的國家，在2020年的談判中，占到更多好處。他以賽局模型，嚴謹地說明他的看法後，再以淺顯的文字，提出他的政策「路徑圖」，其中包括談判的規則、如何處理已開發國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爭議、要用碳稅還是碳權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提霍勒務實的一面。

提霍勒的老師麥斯金是2007年諾貝爾獎三位得主之一，主要貢獻是機制設計，也就是透過設計賽局，來達到所要的結果；其中兩個關鍵條件，是機制需能吸引人參與，並且與參與者的誘因相容。提霍勒所設計的路徑圖，就是個機制，如果機制無法提供與各國利益相容的誘因，光憑道德訴求，絕對無法改變大家的行為。

許多人憂心台灣的經濟，政府雖不斷推出新的政策，但往往遇到批評與反彈後，官員便無力為政策辯護，即使勉強推行，也無法達到好的結果。負面回饋持續累積，使政府官員日趨保守，但求無過，不敢求功。雖然經濟學家對於政府能否應付景氣循環，有不同看法，但大家應該都同意，有效率的政府是有助於經濟的。要提升政府效能，我們應可從提霍勒的思考方式，得到一些啟發。他的中心思想是，任何政策一定要能考慮到受影響者的誘因。這些受影響者，除了自身利益受到政策影響的人，也還包含執行者；要學習提霍勒教授的思想，並不需要高深的數學，只要記得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事情，並做出正確的反應，政府政策才有成功的可能。

中央社訊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180696.aspx#.VicHutIrJpQ

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霍勒（Jean Torile）20日在亞洲大學演講，臺北大學校長何志欽、香港北威國際集團董事總經理劉憶如、中興大學財金系教授紀志毅座談，話題圍繞氣候變遷、敘利亞難民，以及企業水平整合、垂直整合的影響等問題。

亞大校長蔡進發校長關心如何使用產業經濟學及賽局理論，分析氣候變遷的問題。提霍勒教授回應說，我們可以使用賽局理論來分析氣候變遷，廠商在排放二氧化碳時，是全世界共同承擔；若廠商必須負擔百分之百的成本，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時，廠商可能會期待別人減排，自己卻不這麼做，此即為不平衡的賽局理論。

提霍勒教授進一步說明，經濟學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就是要對碳制定價格，一種為碳稅，另一種為總量管制與交易的機制，此機制即去計算碳排放的總量，制定碳排放交易的許可。若廠商需要排放碳，需花費購買許可；若不需要排放碳，可透過販售碳排放的許可來獲利。經濟學家的結論是，每個國家均應制定較高的碳價，並設定轉移的機制。

「關於敘利亞難民的問題，其他國家與地區該如何看待？」蔡校長提問，霍勒教授答說，移民是國家的機會，因為移民當中包括了專業的勞動力，並且會增加稅收。移民對經濟發展是有好處的。德國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移民有助於改善這個問題；政府必須接納移民，並協助就業，否則移民會變成社會動亂的原因。

劉憶如教授問：「日月光與矽品分別是世界上最大與的三大的晶片封裝廠，其水平整合後是否有優勢？」前一陣子，鴻海試圖進行「垂直整合」則沒有成功。提霍勒教授答說，兩家公司進行水平整合必須考慮是否對於價格有所影響，垂直整合要看是否有阻絕市場的危險。有時「惡意併購」而言有時是好事，尤其被併購的公司原來就管理不善，但究竟好或不好要視個別案例而定。

何志欽校長說，美國實行好幾期的貨幣寬鬆政策，造成利率較低，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提霍勒教授答說，國家應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但不是無所不在，不需要插手經濟，只需制定規則，並擔任裁判的角色。

「美國與中國分別組成各自的自由貿易聯盟，台灣處在中間地帶，應如何因應？」提霍勒教授再度回應說，許多人反對自由貿易，尤其是輸家特別想抵制自由貿易；在西方，自由貿易是有益的，因為有效率的公司反而會成長；但沒效率的公司反而會造成失業。提供勞方的訓練，對於自由貿易之實施是很重要的。數位時代之後取代了很多工作，以後可能不需要那麼多博士，因為都可以由電腦來進行分析。很多舊有的工作逐漸消失當中，我們必須把自己準備好，因應好未來。

紀志毅教授提到，台灣政府習慣選擇具有發展之產業給予支持，以大師的觀點，這樣的方式成功機率高不高？

提霍勒教授答說，政府的一些補助產業政策的確是有效的，但很多產業政策是不公平的，可能會造成產業政策的失敗；若政府手中掌握的資訊不足，可能會造成制定政策的不公平。大部份經濟學家都是反對產業政策的，但不管喜不喜歡，產業政策一定會存在。如何制定良好的產業政策？第一，應有獨立的產業專家意見來協助制定政策；第二，需要不斷做評估；第三，補助特定產業時，不要偏袒任何公司；第四，需要制定落日政策，若政策的方向是有錯的，應有退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