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經濟自由化與GDP分配面的變化

GDP是經濟社會於一段期間，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一國的生產活動中，勞工獲得工資、地主獲地租、資金提供者獲得利息、企業家獲利潤，合計這些要素所得剛好等於從生產面所估得的GDP。這個雙面均等不僅可以從生產面的GDP瞭解產業結構變化，也可以從分配面的GDP洞悉所得分配的走勢。

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分配面GDP，包括受僱人員報酬、營業盈餘、固定資本消耗及間接稅淨額這四項，2014年這四者所佔的比重依序是43.86％、34.62％、16.03％及5.48％，二十年來受僱人員報酬比重明顯下滑，固定資本消耗、營業盈餘比重則明顯升高。

依主計總處甫公布的數據，1989～1995年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年年都逾50％，同期間營業盈餘占GDP比重平均僅29.8％，受僱人員報酬分享了逾半的GDP。好景不常，隨著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GATT）烏拉圭回合協定生效，全球關稅大幅調降推進了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帶動了全球化生產，全球化生產又催化了工資均等化，台灣置身於全球化，海外投資絡繹於途，是以近二十年我國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逐漸下滑，至去年已降至43.86％，而營業盈餘則逐年走高，去年達34.62％。

自1995年以來全世界都處於自由化、全球化的環境，台灣面對工資均等化的壓力，其他國家也是，惟他們受僱人員報酬占比雖也下滑，卻沒有像我們降得如此厲害。例如日本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於1995～2013年僅由53.5％降至51.4％；而韓國於1995～2014年也僅由47.6％降至44.6％。

日、韓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重二十年來只降了二、三個百分點，我們卻降了七個百分點，這說明同樣受到自由貿易、全球化生產的影響，人家的工資成長率雖然放緩，但卻不像台灣放緩的這麼嚴重，這正是台灣產業附加值率不如人所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社會受僱人員所分享的GDP降低了，而受僱人員占就業人數的比重，卻由1995年的69.2％升至2014年的78.9％。這意味著台灣社會「分餅的人」愈來愈多，但「可分的餅」愈來愈小，平均每位受僱者所分到的報酬份額，二十年的降幅更甚於七個百分點，台灣社會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實非偶然。

近二十年台灣經濟並非沒有成長，實質GDP由1995年新台幣6.88兆元倍增至去年15.5兆元，除以年中人口數，得出人均實質GDP由32.3萬元倍增至66.3萬元，惟同期間的實質薪資（月薪）卻僅由42,266元升至45,494元。二十年間薪資增幅遠遠不及實質GDP的增幅，顯見近年實質薪資的倒退，並非成長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不是經濟沒有成長，而是成長的果實愈來愈多是分配給大股東，分配給受僱勞工的比重愈來愈少，這份GDP分配面統計所反映的正是這件事。

亞洲各國同我們一樣面臨自由化、全球化的問題，也面臨工資均等化的尷尬處境，但人家工資均等化的情況，並沒有像我們這麼嚴重。我們同樣觀察1995年～2014年這二十年間非農部門平均每月薪資的變化，台灣由1,337美元微升至1,557美元，韓國由1,584美元倍增至3,029美元，香港由1,204美元升至1,836美元，新加坡升幅更驚人，由1,565美元升至3,730美元。

綜合上述可知，全球化、自由化所帶來的要素價格均等化（工資均等化），雖讓亞洲四小龍工資水準受影響，但仍以台灣所受衝擊最大，尤以實質薪資倒退十六年，更是其他國家聞所未聞。自由化或許有利於經濟成長，但二十年來卻讓台灣所得分配、財富分配更加不均。

政府目前正積極推動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第二輪談判，希望透過參與區域經濟整合、進一步自由化來提升競爭力，然而由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可以明白，自由化或許有助於出口，但將使得內需產業、中小企業及農業面臨競爭的壓力。雖然自由化並沒有意圖讓貧富差距擴大，但自由化過程中所引發的產業結構調整、僱用型態改變，若不善加因應，則貧富差距擴大是必然的宿命，過去如此，未來亦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曾說過：「自由化未必能帶來更快的成長或更多的投資…，而且單靠經濟成長也不見得能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長期以來，執政者一直寄望藉由加入世貿組織，參與經濟整合來提升經濟成長，更期待把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難題，在一次自由化的過程中全然解決，這顯然是對自由化的迷思。證諸歷史，一個沒有策略的自由化，既難以帶動成長，更將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實非全民之福。由新公佈GDP分配面統計二十年來的變化，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些啟示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