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寬鬆VS.財政撙節
孫克難 — 2015年12月15日量化寬鬆（QE）政策有別於傳統貨幣政策。當利率調降至零，落入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傳統貨幣政策已無能為力；此時採取QE政策，央行透過高貨幣性負債增加，用來收購中長期資產，尤其是政府公債，將直接影響中長期利率下降，促使股價及不動產價格上升，經由通膨預期、財富效果、信用擴張、匯率貶值等管道，冀能促進消費、投資、外銷與生產，創造就業機會。美國在2008-2014年採取QE政策，算是比較成功。歐盟原本採取財政撙節政策，不但未能有效改善財政，反而拖累經濟，故於2015年初改弦易轍，採取QE政策，其效果值得後續觀察。
面對經濟不景氣，透過QE政府舉債，可以支應擴張性財政政策，其效果則有不同解讀，關鍵在於政府支出能發揮多大乘數效果。凱因斯學派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大於1（約在1.5）；新古典經濟學派則認為政府支出乘數小於1（約在0.5）。 哈佛大學教授貝羅（Robert J. Barro）認為，政府支出增加，部分替代了民間消費與投資，故其乘數效果自然不會大。然若政府能夠有效率的從事公共建設、教育投資、科技發展等，短期擴大有效需求，經由乘數效果促進景氣復甦，長期有助於提高國家生產力，進而增加稅收、健全財政，可謂一舉兩得。反之，若是政府效能不彰，無法將錢用在刀口上，還不如採取撙節政策為當。何況，持續的量化寬鬆，不斷的發鈔、舉債、赤字融通，極可能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將嚴重影響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定。
財政撙節主要針對收支長期不平衡的慢性病而發，寄望縮減赤字缺口，降低政府債務，更應朝縮減無效率的支出著手，以免傷害全民福祉。史塔克勒（David Stuckler）及巴蘇（Sanjay Basu）在《失控的撙節》（The Body Economic: Why Austerity Kills）一書中指出，政府大幅縮減社會福利經費，包括住宅補貼、食物補貼、失業救濟、老人年金、健康保險等，犧牲國民健康，降低國民生活品質，成為一種失控的撙節。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指出，正義準則在於追求最弱勢者之最大幸福（Maximin criterion）。若是財政撙節對象選擇弱勢團體，顯然有違正義原則。
因此，政府若要推動財政撙節政策，其內容與項目必須慎重評估，選擇具效益且公平的項目推動。與人民福祉息息相關的支出，實在不應該隨意刪減，例如救濟窮人、醫療照顧、國民教育、基礎建設等，不應成為為撙節對象，而是應該徹底檢討績效不彰或浪費的支出項目加以節流。若是政府沒有能力分辨哪些支出應該節流，造成撙節無效及非正義現象，就是典型的政府無能或失靈。
總之，經濟病症診斷、政策工具搭配、執行效果檢視、成本效益評估，均必須慎重為之。其實，政府平時要開源節流、量入為出，遵守財政紀律，追求財政平衡，顧好財政體質，不要有嚴重的財政慢性病；一旦遇到經濟不景氣，需要掛急診時，才有舉債空間，擴大政府支出，突破「節儉矛盾」，以期振興經濟。若是平時就已赤字累累、債台高築，經濟衰退時又缺乏舉債空間，財政與經濟之病交相發作，顧此失彼，問題就難以解決。台灣當前情況似已陷入此種困境，爭大位者可有良策？
引用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15000053-26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