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不均VS.分配不公
孫克難 — 2016年01月13日經濟自由化、全球化風起雲湧，資本主義蓬勃發展，卻因市場失靈與政府失能交互為患，使得分配不公、不義現象日益嚴重，如同「溫水煮青蛙」。一旦事態嚴重到一個臨界點，不積極正視並圖謀解決，就如「火山爆發」，一發而不可收拾。
談到分配不公、不義，其正面訴求就是公平（equality）、正義（justice），存在兩個基本概念：一為發展機會的均等，追求起跑點或立足點的公平，亦即在自由競爭市場上，人人應有同等參與競爭並取得成果的機會。一為分配結果的公平，藉由競爭市場機能的有效運作，機會均等精神的發揮，其結果就能合乎分配正義。曾任美國尼克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奧肯（A. M. Okun） 指出，機會均等為分配結果公平的基石。
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一向重視市場機制與資源配置效率，輕忽所得及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Lucas）認為，分配不均問題不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 （F. A. Hayek ）指出，具機會均等且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實為符合資源配置效率及社會公平的制度；任由政府出面強行干預市場機能，反會造成社會不公，而允許分配結果差異為社會進步動力。亦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傅利曼（M. Friedman ），同樣反對「分配結果均等論」。
然在疊代傳承的動態社會中，縱使「最初狀態」合乎機會均等，市場機制也無失靈，仍會因這一代分配結果不公而影響下一代機會均等，尤其是財富的累積；何況，在現實社會中，發展機會不均、市場機能失靈、分配結果不公成為普遍存在現象。面對此種困局，需要政府公平、有效率介入，成為「必要之惡」；而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應監督政府做得更好。
由於機會不均必然帶來分配不公，故在機會均等方面，政府應保障人民生存權；公平合理的課徵遺產稅、富人稅，縮小貧富差距，讓每一個人平等的站在起跑點上；均等提供人民受教育、工作及創業的機會。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 Tobin）更從消費面及生存權，提出商品平等主義（commodity egalitarianism）的概念，包括食物、基礎教育、住宅、醫療、養老等方面，人人能公平合理消費，尤其是對弱勢者的照顧。此與財政學大師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的殊價財（merit goods）觀念相通，成為矯正機會不均與分配不公的良藥。至於哲學家羅斯（J. Rawls）在《正義論》中，更是關懷弱勢，強調追求「最弱勢者的最大幸福」。
機會均等與分配公平本為人民訴求及政府職責所在，不可偏廢。然而現實生活中，政府在事前未能創造機會均等的環境，事後又無法有效改善分配結果；加上市場機能受政治與利益團體扭曲，政府管制、保護、獎勵、減稅措施普遍存在；並且縱容市場壟斷、外部不經濟、資訊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現象；更因貪污、競租、官商勾結等政府失靈現象橫行，以及財團、官僚、民代所形成的「鐵三角」關係，成為助長不公不義的幫凶。市場機能與政府效能雙雙失靈，以致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貧者卻無立錐之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史迪格里茲（J. S. Stiglitz）一再大聲疾呼，當分配不均問題非常嚴重，金字塔頂端1％與其餘99％對立時，社會將分裂、對抗與不安，所付代價將無比昂貴。
在台灣，從出生到死亡之生命周期中，或是在世代間，已處處見到不公平對待。在機會不均上，例如富有家庭擁有大量遺產卻稅負極輕，受教育機會也因財富與所得高而過度享有；在分配不公上，例如稅制不能量能課稅，社會保障呈現不足與不公現象，年金制度在不同職業、世代間差別待遇，潛藏性債務更是禍延子孫；凡此種種，使得政府在追求公平正義上的角色盡失。未來政府實應加速推動財政、稅制、教育、土地、年金、福利等方面的改革，有為者豈可輕忽！
引用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13000049-260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