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專訪／胡勝正：重視創新與在地就業

2016年1月蔡英文女士以高票贏得總統選舉，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女總統。選民的高度支持代表殷切的期待，要跳脫低薪、高房價、分配不公的困境，蔡準總統則面臨全球景氣趨緩、台灣競爭力停滯、紅色供應鏈急追，以致外需衰退、內需不振的嚴峻經濟挑戰。所幸，蔡準總統過去八年來，勤做功課，每周開一次小型研討會，針對各項財經議題，邀請各界人士參與討論，對如何把台灣從當前困境拉出來，已做好準備。

新政府以創新、就業、分配等民生議題為主軸，並選定亞洲矽谷、生醫、綠能、智慧機械、國防航太等五大產業作為創新經濟的基石，建議新政府聚焦國內投資做為檢視政策成效的標竿，因為投資代表企業對政策的認同，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也帶動消費者信心；更重要的是，創新—不論技術精進或新產品開發，都要靠投資體現，有國內投資才會創造在地就業，才有加薪的機會，經濟轉型才不至於落空。「台灣接單、海外生產」只嘉惠少數人，如果「台灣創新、海外投資」，創新與在地就業無法連接。

投資政策 需要一致性

政府施政缺乏穩定性及可預測性，成為民間投資最大障礙…

近年來，台灣經濟表現落後韓國，最重要的是我國研發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率與國內投資率雙雙低於韓國，後者平均每年少了8個百分點（23% vs. 31%， 2005-2014）。在各大國際研究機構的投資環境評比，台灣表現優異，比韓國亮眼，但叫好不叫座，台商投資不在台灣，外人投資不到台灣，產業政策是否搔到癢處，國內投資是一項重要指標。

民間投資的最大障礙在於政策缺乏一致性、穩定性與可預測性，除了合法之外，還要符合社會觀感；而社會觀感是一項武斷、模糊的標準，常常沒完沒了，迫得企業到海外投資。

財政收支劃分法的分配不公是另一個投資障礙，工廠落腳的地方政府分配到的稅收少於企業總部的地方政府，以致地方與中央招商不同調，投資者無所適從。所幸，新政府上台之後，在大多數縣市，中央地方同屬一黨，有助協調；但最佳策略仍在修法，矯正扭曲。

企業界也關心缺水缺電等「五缺」，新政府的回應應具體，並應考慮供需的平衡。以電力為例，新政府上台，已確定以綠能取代核能，達到2025非核家園的目標，給我們一個安全乾淨的家園，這是福音。但在現實面，企業界難免擔心電力供應是否穩定，台積電講得很清楚，它的製程先進，一秒鐘都不能缺電。雖然企業可以自力救濟，自蓋電廠，確保供給穩定，但也墊高投資的資本成本，是台灣投資環境的減分。

重要的是，到底缺不缺電，政府應有一套具有公信力、讓企業可以放心的計畫，新政府應責成台電將能源供需估算模型、未來綠能發電及節能投資計畫、針對不同情境的GDP成長率、國際油價等參數值，進行細膩的壓力測試，以昭公信。

除了五缺之外，大多數企業所以不投資，是因為沒有創新，資金找不到投資機會；畢竟，台灣的超額儲蓄高達新台幣2.43兆元（2015年主計總處估計值），資金充斥市場。新政府已選定五大產業作為創新經濟的基石。其角色在於鬆綁相關法規，提供相關基礎建設，這些都是浩大工程。

以亞洲矽谷為例，先看看加州矽谷如何成為高科技創新基地，眾所周知，加州的稅率很高，但有柏克萊、史丹福等名校訓練出來的人才，留住人才的群聚環境，及創新創業所必要的法規制度及基礎建設，尤其是眾多而活躍的創投基金與天使。鄰近的奧勒岡州想要以低稅率和加州競爭，成果有限，無法撼動矽谷的地位。

公共建設 快積極補強

公建支出直直落，企業缺水又缺電，新政府應積極補強…

相對之下，台灣的創投基金規模小，能夠承擔的風險小，集中於成熟期的新創事業，發展亞洲矽谷的挑戰在於引導資金到早期創投。新崛起的數位金融提供早期與成熟期創業者更多元的籌資管道，創業者將創意貼上網路，網民可以挹注小額投資或貸款，給予支持，這種群眾籌資模式對於在車庫創業的年輕人特別管用；利用大數據技術協助風險控管，網路借貸也可以提供中小企業不靠抵押品的融資管道。

無疑的，新型的金融科技有新的風險，政府的角色在於完備相關法規，保護投資人而不阻礙市場發展，投資人保護不在於保證不虧本，而在於確保投資人獲得充分而正確的資訊，以做智慧的決策。

發展創新產業，要避免「台灣創新、海外投資」，否則在地就業加薪一場空。蘋果的創新能量令人驚豔，但在美國本土創造的就業與其所創造的價值不成比例，都是來自中小企業協力廠商的貢獻。這些協力廠商依賴蘋果產品生存，他們開發的Apps又助長蘋果產品的熱銷，可以說是共榮雙贏。給我們的啟示：政府要藉創新創造在地就業，重點在於建立平台與誘因機制，搭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

國內投資低迷的另一個肇因，是政府公共建設支出節節退縮，已低於社福支出，其對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從2010年起至2015年為止，已連續六年為負。新政府應以積極態度補強公共建設支出之不足，包括解決缺水缺電等「五缺」、桃園機場第三航道、社會住宅及高齡化社會友善老人的基礎設施、新產業所需基礎建設等，經費浩大，但錢從哪裡來？

財政困難是政府公共支出負成長的主因，一方面是由於稅率偏低，但在鄰近的香港與新加坡都維持低稅負的環境下，增稅的可能性值得商榷。

另一原因在於年金制度的債務，據審計部估計（2014年），三大基金的隱藏債務高達18兆元。年金改革的必要性已是朝野共識，一旦完成，政府財政雖然仍然拮据，應有足夠空間推動重要的公共支出，重要的是，要說服選民公共建設的必要性。

（作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