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稅改革 學會數據說服民眾
朱敬一 — 2016年03月29日政府想解決問題，可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不同。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在設計組合方案外，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以政府支出方面的年金為例，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客觀數字說服全民。
至於委員會組成，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所說，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政策會扭曲。
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馬英九總統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在設立委員會外，政府也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包括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其實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