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的吸引力與阻力

文/工商時報

行政院長林全日前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新南向政策是讓台灣經濟多元化，在國際平衡發展，不是要取代任何政策，也不是要擺脫中國在經濟上的影響力，並非是「戒急用忍」。在此之前，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見台灣工商團體秘書長聯誼會訪問團時則認為「新南向政策不太可能成功，主要是違反經濟學的規律」。

張志軍的評論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台灣出口到大陸金額很龐大，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的確難以成為出口替代市場，加上目前台灣1,515家上市（櫃）公司中赴大陸投資者佔了77.23％，的確不可能放棄已經營許久的大陸市場。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林全院長的說明，反映出「新南向政策」是一種「中國加一」的布局思維，特別是在TPP和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加速進行的趨勢下，「新南向政策」可視為是新政府掌握新興市場成長機會的「全球布局」的重要環節。

至於「新南向政策」未來能否達到「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以及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經濟結構轉型」的策略目標，則決定於台灣能否形成符合東協或南亞國家所需要的合作模式，以及能否藉由雙邊合作克服市場進入障礙而定。

整體而言，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與過去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南向政策」和陳水扁總統所宣示的「重啟南向政策」，有兩項截然不同的發展情境，也是驅動該政策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中國大陸經營環境的轉變。過去李登輝時代的「南向政策」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抵不過大陸改革開放政策對台商的吸引力。不過近年來的大陸經營環境，根據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挪移》報告顯示，經生產力調整後，中國工人的工資水準，已經從2004年的4.35美元時薪漲到2014年的12.47美元，漲幅達187％，在成本大幅上揚下，台商自然也將目光轉向東協。據統計至2015年底台商投資東協總金額已超過860億美元，與台灣產業的供應鏈關係也日益密切。

其二是隨著大陸經濟成長減緩，東協市場前景極具吸引力。東協經濟規模達2.6兆美元，是全球第7大經濟體，預計2030年將擴增近1倍，將成世界第4大經濟體，同時「東協經濟共同體」（AEC）的成立，預計於2025年前達到貨品、服務、投資、資金與技術勞工自由流通，加上城鎮化發展、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以及逐漸重視永續能源與環境等領域的需求大增，都將對台商創造市場拓展的商機，自然使東協成為台商「中國加一」的布局選項。

至於新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商機，主要是因為東協和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將面對如何解決環保、清潔能源、城鎮化所需的公共服務、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自動化或智慧化等問題與需求，對於這一類需求，由於目前台灣已經在交通電子收費、綠色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智慧校園、電子化政府、LED照明、雲端系統、石化、太陽能、YouBike、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的eTag等領域，已經形成可行的解決方案或服務模式，當然也有將這些服務系統，複製對東協和南亞國家出口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的商機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東協和南亞國家而言，這些服務系統的引進，除了決定於各國主要城市的發展需求外，其專案項目的確定決定於各地主國政府的規劃，方案的推動，也是以「政府招標」的方式執行，自然涉及各國公共建設推動模式和各國政府的態度和政治考量，因此新政府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時，勢必將面對兩項阻力，必須積極地加以克服。

第一，政府採購和公私夥伴關係計劃（PPP）已經成為各國推動基礎建設換公共服務專案項目的主要方式，政府除了應幫助廠商掌握這些規範外，也要關注其政府採購制度對外商市場進入機會的限制，以印尼「政府物品及服務採購綱領及執行指引」為例，不但規定外商可參與之物品及服務政府採購案或諮詢服務政府採購案的門檻之外，更要求「如印尼本國業者亦有能力提供者，外商應與印尼業者合夥或為其下游包商等」，實顯示在地主國保護當地廠商的考量下，未來必須與當地合作或合資，才能取得市場機會。

第二，「一中原則」可能成為影響雙邊合作的因素。特別是未來當台灣想要與東協和南亞各國針對環保、能源、都市治理、基礎建設與交通網絡或工業化等議題，簽署雙邊合作協議時，勢必將面對大陸「希望各國繼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慎重妥善處理與台灣的經貿關係」的政治宣示，在該政治制約下，政府尤其應該以務實的策略，運用多元管道尋求突破，才能達到「將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