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投資 勞工只會更窮更忙

文/主筆室

政黨輪替的意義在解決問題、改善現狀，蔡英文總統在競選過程及就職演說中都承諾要改善低薪資問題，帶給民眾很高的期待。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的最新調查，今年國內有327萬勞工月薪低於3萬元，人數較去年微幅減少，但仍占全體受雇勞工的36%，顯示綿延10多年的低薪、窮忙問題並未改善。

當然，解決低薪問題並非短短6個月所能奏效，但現任政府的政策與「提高薪資」的目標究竟是逐漸接近或漸行漸遠呢？

根據主計總處的調查，今年國內890萬餘名受雇勞工的平均月薪為3.7萬，較去年增加594元，其中月薪低於3萬元的勞工約有327萬人，比去年減少8.2萬人；而月薪低於基本工資不到2萬元者有46.1萬人，較去年減少了7萬多人，其中不少是部分時間受雇者。依照官方對低收入戶及基本生活費的定義，台北市的標準是每人每月1.5萬多元，月薪不到3萬元確屬偏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低薪資問題並非如許多人所想像，是年輕族群的特定問題，包括蔡總統的就職演說，都強調要致力為年輕人「提高薪資」。真正的事實是：雖然年輕人低薪資比例高，6成年輕人月薪不到3萬；但月薪不到3萬的低薪勞工中，只有1/3是年輕人，其餘近2/3是中年勞工，中年勞工多有家庭負擔，卻因經濟大環境不好，企業長期凍薪，本身技能條件又受到限制，因而很難擺脫低薪困境，這些中年又低薪的勞工恐怕更需要政府幫助。政府在談解決低薪問題時，不該只把焦點擺在年輕人。長期困於低薪、且未來很難脫困的中年人，可能更是政府應該致力解決的。

台灣的低薪資困境超過15年，名目薪資長期無感增加，甚至在經濟衰退時還會減少；實質薪資則幾乎全然停滯不前。此一現象的形成，既有內部因素，亦有外在原因。內部因素主要是國內產業與企業升級腳步變緩，附加價值提升少，企業習於cost down的經營方式，只著重降低成本，很少用心於創新與提高價值。

外部因素主要是全球化的影響，特別是兩岸地理、文化及語言因素，讓10多年前經濟仍屬起飛階段、薪資相對低廉的對岸，在要素所得均衡化因素導引下，拖住了台灣的薪資水準。我們可以看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先進國家，基層勞工的實質薪資也是停滯難進，近幾年歐美出現的反全球化運動、極右派勢力及保護主義抬頭，都與此有關。

不過近幾年因為大陸工資上漲快速，許多省市1年基本工資的調幅甚至可達2成，兩岸薪資差距已拉近，基層工作薪資固然接近，中高層或專業技能職位，對岸的薪資甚至已超越台灣。此時應該是台灣拉高薪資的最佳時機，遺憾的是，台灣內部因素的拖累可能難竟其功。

薪資高低的決定，是由勞力市場供需決定，若從個別技能或產業觀察，如果某一專業技能供給少而需求高，薪資自然往上拉，如果專業技能低、勝任勞工供給多，但企業需求低，薪資當然不易拉高。職場專家總是不忘提醒上班族要努力充實、精進專業。

以整體勞動市場觀察，如果增加的就業機會多，薪資自然有機會往上調高，要增加就業機會，就要設法讓企業或政府增加投資。遺憾的是，民進黨政府不但沒有增加公共投資創造就業機會，許多政策卻儼然在「打壓」國內投資。從被挑起的勞資對立、無解的缺電危機，到政府無力化解的各種型態與理由的抗爭，都讓企業界難以放心、更看不到前景。近日幾家不同產業的公司熄燈關閉，固然本身財務處於虧損狀態，但經營企業是看長不看短，如果有前景，投資者還是會願意承受短期虧損，最後這些企業選擇了結束，主要原因其實就是「看不到前景」。

政府當了解，薪資不可能使用行政手段提高，唯一可行的方式是讓經濟活絡、企業願意大舉投資，就可以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薪資自然有機會上調。兩岸薪資逐漸拉近，台灣更要創造提高薪資的大環境，但政府相關政策卻明顯背道而馳。

政府如果真要解決低薪窮忙問題，就別讓「內部因素」拉下薪資上揚的動力，而應好好想想如何才是增加投資、提振經濟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