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輸在起跑點更慘的事

文/楊渡(作家)

現代父母願意花錢在孩子的教育上，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但如果教育制度的不公平，讓你不只輸在起跑點上，甚至沒有站上起跑點的權利，你會甘心嗎？這就是日治時期殖民地台灣的命運，也是台灣人反抗力道源源不絕的原因。

我們來看殖民地教育制度是如何設計的。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之初即明確了解，為了推動現代化政策，需要大量受過教育的人民，從教育著手改造台灣人的文化、生活習慣、信仰風俗，乃至於透過日語學習使之日本化。

1898年7月總督府頒布「台灣公學校令」，設立六年制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使日語通用，養成國民之性格，自此公學校成為這時期最重要的教育機關。

公學校的推動非常緩慢。殖民20年後，到1915年就學率還不到10%，因貧困而中途輟學的不少。其後在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的推動下，公學校積極設立，到了1935年，就學率才達到41%。而日本人的就學率早已超過99.6%。事實上，台灣有識之士早已一再呼籲殖民政府要實施六年國民義務教育，但也是直到日本發動戰爭之後，1939年才制定義務教育實施辦法。

當然，要增設公學校就得有師資，光靠日人是不夠的。為了培養教師，從統治台灣的第2年（1896年）開始，就在台北設立「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以及「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899年設立台中師範與台南師範學校，這都是為了培育師資，以為教育之所需。

1898年公學校規則載明它有兩個目標：首先是讓台灣兒童熟悉日語；其次是給予德教和實用知識，以養成其國民性。

總督府的師範教育政策在同化原則下，最初以日籍教師為主，台灣教師為輔，所以台灣人很難考進去，台灣人錄取率（1922至1940年）平均只有5.1%，日人占了多數。而師資培養機關（師範學校）亦形成截然畫分的兩大系統，總督府不願讓台籍教師與日籍教師具備相同程度及資格，以致同工同酬，於是在制度上預設限制，使得台籍教師的資格低於日籍教師。在資格上，師範畢業之台籍教師僅能任訓導，講習所或國語學校出身之日籍教師則可任「教諭」甚或「校長」。即使如此，對一個台灣貧困農村的子弟而言，能夠畢業於師範學校，擔任公學校教師，已是很難得的轉機。當小學老師，可以戴一頂大盤帽，腰佩長劍，相當於文官。這在當時已經是不容易的事。

在中學方面，1922年之後增設不少，但台灣人與日本人的錄取率有天壤之別。1922至1940年的平均錄取率，台灣人是15.9%，日本人是51.5%，差了4倍多。而基於殖民地的職業教育所需，殖民政府設了工業、商業、農業學校各1所。不過，工業與商業學校，台人只占1/3，都是日人為主。而農林方面則是台灣人占多數。這就是「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的結果。

中學已經如此，更上一層的高等教育差別就更大了。1920年以後，台灣的精英教育學校有台北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和工業、商業、農業等專門學校。台北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可直升台北帝國大學（即現在的台灣大學）或日本國內各大學，但台灣人非常難進入，只占了1/4，其餘都是日本人，根本與台灣的人口比例不符。而畢業的台灣人有60%選擇醫科就讀。

這樣明顯的差別待遇，讓台灣的地主、中上階層的子弟因缺乏就學機會，就乾脆捨台灣而去日本直接就學，還反而更容易入學。綜合各種資料顯示，日據下台灣人赴日留學生高達20萬人，而大專畢業生有6萬多人，遠高於殖民地台灣所培養的。

從小學的公學校到精英的高等學府，逐一檢視下來，我們會發現公學校是推動殖民政策的第一線，以語言為主，但在普及上差別太遠；中等學校，約有1比4的差距，到了高等教育就完全是差別待遇了。

輸在起跑點上是什麼感覺，日據下的台灣人最清楚。看清歷史，才能真正了解蔣渭水為什麼要組文化協會。台灣人啊，得靠自己人來啟蒙！

這樣的殖民教育，台灣若還有戀殖癖，那只能說是自我作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