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落實台灣金融業國際化的關鍵

文/工商時報主筆室

在新任金管會顧主委甫上任，雖提倡落實公司治理，但相關金融產業政策轉變尚未明朗化之際，或許正是檢視過往政策規劃盲點的時刻。例如金管會前些年大力推動，至今也仍常見諸金融機構內部公文上的「亞洲盃」戰略。

誠然，對於外交處境艱難、提升國際影響力不易的台灣而言，比照香港、新加坡等地經驗，朝向「區域金融中心」發展的夢想，頗為甜美。但從1990年代提出，以台灣為基地的亞洲金融中心（如成為台商籌資中心、亞洲NASDAQ中心及大中華財富管理中心），到近年鼓勵金融業走出台灣，到亞洲鄰國設立營運據點的「亞洲盃」，實際成效卻都遠不如預期。追根究柢，問題的關鍵就是台灣進行金融業國際化的規劃時，往往劃地自限而不自知，且僅聚焦於服務「廣大的」台商，缺乏對於當代金融體制潮流、各國文化的認知，以致於初始規劃就不切實際或戰略格局甚小。

眾所周知，二戰後的國際金融業務以「英美體系」（Anglo-American System）為中心，核心思維是政府減少干預、鼓勵自由競爭、推動貿易自由化和資本流動的便利化，強調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在金融體制上著重發展直接金融的模式，並在英語作為金融業共通語言與文化下，造就了倫敦與紐約兩大國際金融中心。而非英語系國家欲發展國際金融業務時，提升從業人員的英語能力亦是先決要件。

事實上，有些小國能成為功能型的金融中心，除了發揮具特色的功能，成功的關鍵更在於融入英美體系。例如瑞士雖通行法語、德語及義大利語3種不同的語言和文化，卻以國際通用的英語做為交集，這種語言和文化的多元性正是瑞士經濟與金融邁向全球性的基礎，也促成其發展提供多種金融服務的全能銀行模式。於是，如今瑞士的跨境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居世界翹楚地位，瑞士也是國際養老基金、保險公司、主權財富基金、高資產家族辦公室和跨國企業等機構管理資產的首選地區之一。同時，瑞士銀行業亦透過提供大宗商品貿易融資專業知識和產品及一流的檢測和認證服務，成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樞紐。

再就新加坡來說，除了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發展為涵蓋東南亞、南亞、澳洲和紐西蘭等地的貿易中心，貿易融資蓬勃發展之外，新加坡自建國起就以「亞洲蘇黎世」（Asia Zurich）為目標，利用身為國際貿易港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金融市場，更提供賦稅和管理上的種種優惠，以及英語位列官方語言之一的便利性，重點培植了亞洲美元（Asian dollar）市場和亞洲第一個金融期貨交易中心等建設，並順勢朝亞洲財富管理中心的目標邁進。

相較於瑞士與新加坡一開始就著眼全球市場的格局，台灣的金融業國際化常常限縮於做華人的生意，且法規等制度面又難與國際接軌，當下就矮了一大截。遑論瑞士與新加坡擁有多元文化與良好的英文教育，能與全世界進行無障礙的溝通。

或許有人認為，拿瑞士和新加坡等金融國際化甚早的國家，與台灣相比並不公平。那麼，看看韓國吧！南韓與台灣面臨的困境近似，推動金融國際化的作法卻務實許多。例如實施金融投資服務及資本市場法（或稱資本市場整合法），引進「功能別」管理體制、轉向「負面表列」的規範體制、擴大業務範疇及加強保護投資人權益，並成立金融特區、設立單一服務辦公室、加強英語標示、建立適合外國人之醫療設施、英文學校等，且幾已無外匯管制。

反觀台灣，即使近年逐步透過併購拓展海外據點的「亞洲盃」開打，卻仍陷於「跟著台商走、生意做不完」的窠臼，偏重於服務台商企業及其進出口貿易融資、存款、外匯及國際聯貸等，疏於經營當地市場，也沒有積極、廣泛的納入當地優秀金融管理人才，組建出一個能夠跨國營運的系統，既鎖定大型台商提供金融服務，也將觸角深入當地企業，擴大服務客戶規模。因此，台灣金融業的「亞洲盃」充其量只能算是插旗而已，根本還稱不上國際化的地步。

要言之，若執掌台灣金融管理的新舵手想要令各界服氣，向內除弊固然必要，但能體會當代金融體制輕管制、重自由、市場化及透明化的特色與潮流，帶領金融業向外興利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就國內的配合層面而言，協助積極培育具語言與國際觀的專業金融人才、建立具競爭力的賦稅環境、相關金融法規的適度鬆綁，且在與世界各國建立互信互惠的基礎下，吸引國際資金與企業進駐，塑造成商業與金融共生共榮的群聚效果。同時，在海外發展層面上，鼓勵台灣金融業透過參股或購併模式赴海外發展時，更應協助其搶得當地生財資源的先機，融入當地環境，並於當地生根，逐步累積跨國營運的實力。如此多管齊下，才能順利讓台灣的金融業國際化長出豐碩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