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帶給台灣的反思
據經濟日報108年10月22日的社論報導,今年諾貝爾獎陸續公布,經濟學獎頒給了經濟發展領域的三位美國學者:麻省理工學院的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和杜芙若(Esther Duflo)夫婦,以及哈佛大學的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彰他們致力探求消除貧窮的有效途徑。
諾貝爾獎委員會說,這三位學者在肯亞和印度的田野實驗研究,重新塑造並主導了「發展經濟學」,對消除貧窮的工作產生重大影響,對改善全球7億赤貧人口的生活具有巨大潛力。他們發現在消滅貧窮上,必須對試圖解決的問題進行更細的切割,再挑選能針對問題處理的作為,方能獲得顯著效果。此一研究看起來相當簡單,但過去並未受到正視;研究成果為印度500萬學童提供了更精確有效的教育內涵,並對多國兒童預防性醫療提供了有效的模式。
在全球所得分配惡化,中產階級減少的此時此刻,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致力消除貧窮的發展經濟學家,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它在告訴各國政府,現階段要更重視消除貧窮的工作,而且要用對的方法來做事,不是撒錢就可以獲得成效,必須對症下藥方能有效。這種見解看似簡單易懂,卻是醍醐灌頂,因為許多政府懶得用心研究如何「有效」解決問題,認為只要增加預算和公共投資就可成事,這即使不是大錯,至少也事倍功半。
台灣對脫貧工作的努力,成效似乎並不出色。十年來低收入人口的戶數和人數,從2008年底的9.3萬戶、22.4萬人,逐年成長到2013年的14.9萬戶、36.2萬人,再緩慢下降到2018年的14.4萬戶、31.2萬人,並非一路下降。貧窮是一種動態概念,台灣「低收入」戶的定義也會變動,但無論如何,我們的脫貧數據看來的確成效有限,可能和我們相對較重視社會福利、提供補助,較少對貧戶提供有效的脫貧扶助有關。當然,若經濟成長率偏低,像近年來的台灣,則貧民難以獲得有助脫貧的工作,扶貧績效當然也就不可能突出。
然而,在全球所得分配不均都在擴大的情況下,所有國際發展機構(如世界銀行),甚至區域合作組織(如APEC),都在強調「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也就是發展政策要設法讓成長的果實平均地帶動所有族群都能獲益,嘉惠所有的族群成員。由台灣低收入戶和人數近年都未能顯著下降的狀況觀之,極可能是政府未能重視這個問題的後果。今天,面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授,我們該深入反省與探討,讓台灣的消滅貧窮,不是停留在社會福利的提供補助而已。
據中央社108年9月24日報導,副總統陳建仁在首屆亞洲學術區域會議中表示,期許在2030年前,一起完成聯合國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中消滅貧窮飢餓、降低兒童死亡率、提升產婦保健、對抗病毒、確保環境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等目標。
對於政府如何在2030年前,達到消滅貧窮飢餓等目標,我們拭目以待。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