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施柏榮－是什麼讓我們進入瘟疫時代？ 全球化、環境破壞與新型冠狀病毒

全球化「加速擴散」疫情速度與廣度

提出人類正處於瘟疫時代的Eric Toner，認為「全球化」是疫情大規模擴散的主因，事實上這樣的說法，也可以從不同層面得到驗證，比如1月26日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工程中心（CSSE）所提出的「新型冠狀病毒擴散模擬」（Modeling the Spread of 2019-nCoV），其模型的核心，便假設了一個由飛機所建構的一個「全球人口網絡」，而城市就是這個全球網絡的節點，人員流動最多的城市，便被預測成為受疫情擴散最嚴重的地方。除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事實上香港公共衛生學院在1月30日時，也在期刊上，針對新型冠狀病毒傳播影響性進行預測，其中也同樣擷取了「飛機航班」的人員流通數量來評估病毒在全球的傳播情況。

無可諱言地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跨國社會經濟體系，加快了人員流動的同時，也驅動了「病毒」大規模的擴散。這也是為什麼新型冠狀病毒在2019年末於中國武漢爆發之後，便在數天之內就擴散到了全球各地。如今除了中國，多數受到疫情衝擊的城市，恰巧都是與中國有著較高經濟連帶的地方，這也不難去解釋，為什麼航空貨運、海運等會是首波受到嚴重衝擊的產業。

環境破壞增加人類「接近病毒」的機會

不過，全球化僅能說明疫情何以大幅擴散，它並不能解釋何以有愈來愈多「人類與動物共通傳染」（Zoonoses）大量的出現，包括1976年發現的伊波拉病毒、1997年的禽流感、2002年的SARS、2009的H1N1，或是近幾年的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以及如今仍在全球擴散的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都屬於人類與動物共通傳染病。對此，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以Dennis Carroll為首的科學家，2018年2月份曾在《科學》（Science）期刊針對這些與人類、動物之間擴散的病毒進行研究發表，他們指出那些對人類生理造成危害的「新興病毒」，多數上早已是其他動物身上的「常住居民」，這些病毒經過長時間的演化，早已與宿主呈現和平共存的關係，而蝙蝠就是一個直接的案例。

其實多數致命的病毒病不是「新的」，真正的問題可能是——人類因經濟活動關係，人類讓自己與家畜，離這些宿主愈來愈近，同時也讓自己暴露在病毒感染範圍中。包括林地開發、野生動物獵捕，都持續讓人類愈來愈「靠近」這些病毒。

表一：人類與動物共同傳染病。資料來源：WHO、CDC、Shayanne Gal, 2020, One chart shows how the Wuhan coronavirus compares to other major outbreaks and pandemics in the last 50 years.

集權化的中國政治體制與沒有「知情權」的人民

但，如果要解釋中國武漢難以控制的疫情，不能單就全球化、環境破壞來解釋。

中國的集權化、封閉性的政治體制，可能才是讓疫情變得難以收拾的主因。事實上，早在2017年時，《自然》（Nature）期刊上，就曾有一篇撰文，針對中國武漢的P4生物實驗室提出疑慮，這一間實驗室是中國境內具生物安全4級（BSL-4）認證的實驗室，2015年竣工之後，便被預期執行高風險性的生物病原體研究。比如2015年於《自然》（醫學）期刊上發表合成類與於SARS冠狀病毒的論文，或者是2018年「蝙蝠冠狀病毒及其跨種感染研究」都曾有此一實驗室研究員參與。

不過問題並不在於研究的內容，而在於支持這樣一個高風險的實驗室，除必須仰賴高度專業與嚴謹的管理制度外，最為重要的是－研究「資訊透通」與社區「知情權」（Right to know），根據中國提出的資訊第一個病例出現在12月上旬，且患者皆與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有過接觸史，但1月24日發表於《刺胳針》期刊上，針對41名患者臨床特徵的研究中，便提出最早於12月1日發病的患者事實上並未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而且按照病毒10到14天的潛伏期來估算，疫情可能早在11月或更久之前就已經開始擴散。這也是為什麼這次中國疫情會受到大量海外質疑的主因。

多重化的原因導致中國疫情失控

如果要探究新型冠狀病毒如今在全球擴展的成因，絕對是多重因素結合而成的結果，全球化、環境破壞是疫情出現的遠因，但真的讓疫情失控的則是中國集權化、高度權力封閉政治體制，這樣體制會讓真實資訊的傳遞被延緩、被掩蓋，而缺乏開放與言論自由的結果，不僅無法抑制疫情的擴張，更可能成為疫情全球爆發的主因。

如今在全球已有許多研究者倡導疫情資料的開放（包括病毒基因體資訊、臨床特徵、傳遞與傳播特性等），可以縮短人類開發出疫苗、公共衛生解決方案的時間。無疑的是，我們已經悄悄進入了「瘟疫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