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學業工具論》張忠謀：通識課是可以帶走、影響一生的盛宴

在台灣，大學通識課有著「又甜又涼」，不用嚴肅以待的形象，似已見怪不怪。但「學科專業」真的是最高指標嗎？許多人聽過這個故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曾於哈佛大學念了一年級，後為就業考量，轉至麻省理工學院（MIT）主攻機械工程。哈佛向來是大一不分系，以住宿的書院（Havard College）形式薰陶通識涵養，鼓勵學生跨域探索興趣。

張忠謀曾在多次公開演講裡描述，麻省理工學院學到的理工知識，隨科技發展逐漸跟不上時代，但哈佛那年的通識教育，就像作家海明威稱巴黎生活為一段「可帶走的盛宴」，影響他至今。此際，距離這位半導體教父的學生時期，又過了數十載。

根據BCG亨德森智庫研究，未來工作的半衰期只有5年，意即一項新的知識與技能，不出5年就會被汰換。另外，跨域的「混合型職位」（hybrid jobs）人才需求愈來愈高，傳統單一領域、科系的專業更受到挑戰。在博雅與專精的對比以外，從希臘時期就存在的通識教育，還有一個底蘊是「全人精神」——處理自我覺察與社會互動。備受教育界關注的OECD「2030學習羅盤」也認為，培育能打造「幸福」（well-being）社會的人才，是教育的終極目標。

「以前我覺得通識是修養，慢慢來沒關係，現在不能了，」全台要求通識學分最高的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表示，科技高度變化、世界局勢動盪，「要解決個人的焦慮，人跟人的對立、誤解、競爭、衝突，專業課程根本沒有辦法，」他直言。因此，除了跨領域，通識教育強調的人文經典閱讀、哲學思辨、藝術表達等，重新受到教育界注目。

台灣的大學通識教育沿革，從1984年走到今天，不能說毫無進展。教育部啟動過數次大型計劃，也辦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名譽理事長、台大特聘講座教授黃俊傑分析，「華人教育觀偏向功利主義，要學『有用的』東西，以便畢業可以馬上找到工作。」在教育學界，學者以工具化、商品化形容這樣的思維，導致通識教育易被輕忽。

台灣的大專院校，一般畢業學分約128，通識與共同必修多落在24至28學分，約佔五分之一。與世界頂尖學府通識超過三分之一相較，比重偏低。即便是台大，通識與國文（共同必修）共18學分，只佔畢業學分的七分之一。通識學會理事長，台科大副校長莊榮輝表示，許多人甚至還抗議，專業科目學分太少，「專業，給你1000學分也不夠！」他直言。

雖然，許多大學正啟動改革，降低必修，讓學生能更自由地規劃自己的課表，但倘若社會與高教現場仍以「工具論」的價值觀主導，可想見學生們的新課表裡，還是會充滿短期就業導向的課程。從教師面來看，在專業掛帥的校風中，「通識老師淪為次等公民，被認為是二流老師，」成大副校長、教育部多項通識計劃主持人林從一形容，學生把他們的課程當成營養調劑，通識形象變得更差，專任老師更避之唯恐不及，形成惡性循環。

少子化之下，缺少資源的後段大學更乏力經營通識教育。私校工會理事長尤榮輝感嘆，有些私校為了湊課程數，會請教師開設完全偏離專業的通識科目，「有大學校長竟然說，只要你念過博士，什麼都可以教，」他搖頭。教育部長潘文忠這些年，在國教端力推108課綱，重視「自發、互動、共好」的全人精神，以及跨領域、問題解決力的「素養教育」。然而，大學端本該與之一脈相承的通識教育，卻是如此邊緣而弱勢。

走出台灣，通識教育在許多國家，從不曾被低估。黃俊傑長期研究國際通識教育，他指出，世界頂尖的大學如美國哈佛、史丹佛，日本東京、京都大學，通識與共同教育學分佔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以哈佛為例，規定學生要從四領域：「美學與文化」、「歷史、社會與個人」、「社會中的科學與技術」與「倫理與公民」中至少各選修一門課。大一生還可修不同學院開設的通識型小班研討課（seminar），每班上限12人，以利討論，課程內容比起一般課程平易近人，讓新生可以在不同領域多方探索。

表面來看，台灣的通識學分與國際名校有一段落差，但問題不僅是學分數，還有學校態度和支持度。「國外頂尖大學，通識往往由校內最優秀、資深的教授開課，對課程的知識深度、廣度，都極受學生尊敬，」黃俊傑舉例，哈佛資深政治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正義課」就讓學生瘋狂搶修。此外，受訪的通識領域專家們皆強調，校園領導者至關重要，「大學校長對通識的態度、選誰做通識中心主任，都會影響通識的成敗，」張光正說。

從制度面下手，固然是當務之急，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生與家長的價值觀，能否從生活與生命的角度來思考學習這回事，而不是陷入就業迷思。畢竟，勤學的孩子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不難，但在那之後的漫漫人生，如何與自我、他人、世界共處而不感到茫然？

也許有那麼一堂課，像哈佛書院在張忠謀心裡一樣，會指引我們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