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K型復甦 央行下一步該怎麼走

所謂K型復甦理論最早應源於華爾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曾在其於紐約時報的專欄提及，美股節節上漲，但市井小民痛苦與日俱增，兩者嚴重脫節，是美國現況的寫照，被華爾街人士稱為「K型復甦」，即同一經濟情況下，頂層的人看著股價估值與個人財富升高，底層的人則收入陡降、痛苦加深。

之後K型復甦一詞被運用在更多情境，其中指K型的上端是金融市場，下端則是實體經濟，意謂疫情衝擊加上各國寬鬆政策，讓金融市場頻創新高，實體經濟卻跌至新低，呈現背道而馳的走勢。

第二種則是本次央行理事會議事錄提及的，K型的上端是科技類股、產業龍頭、高所得者、白領階級，下端是景氣循環類股、中小企業、低收入者、藍領階級。不論在後疫時代還是疫後，兩者走勢南轅北轍，半導體、IC設計、生技業者受惠，航空、旅遊、餐飲、百貨則受創。

依央行提供的最近一次理事會議事錄，有位理事認為，近期出口呈兩極化，部分產業出口值大增，惟部分傳產業仍呈減少。傳產業雖續創新、進步，惟仍面臨毛利率較低、因未加入國際經貿協議致出口面臨關稅等困境。

另有數位理事支持政策利率維持不變之同時，並對近期新台幣匯率走勢表達看法。有位理事指出，新台幣匯率升值對經濟會有正、負兩面的影響，有人將因此損失，也有人因此得利，央行匯率政策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

有位理事認為，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對不公平補貼國家，加以區域經濟整合的競爭，以及新台幣匯率升值，致使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另多位理事關切近期新台幣匯率升值對傳統產業的影響，表示央行宜持續努力協助傳統產業。

有位理事指出，當前新台幣升值的情況與當年「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背景有些相似。目前台灣則因半導體及資通訊產業出口暢旺，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導致新台幣強勢升值，惟此將不利其他產業。宜思考此對台灣長期產業結構的利弊，並就貿易順差規模、來源、組成內容與各產業的占比等方面，全方位思考匯率政策。

央行最後也提出結論，指疫情趨緩、經濟復甦過程中，可能對不同產業、不同規模的企業及個人產生不同的影響，政策考量宜關注國內貧富差距可能擴大問題。

由此可知，多數央行理事已注意到國內產業復甦出現K型走勢，即高科技與傳產業者、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可能在疫情下出現完全不同的走向，因此過往通盤式的匯、利率政策效果，其影響輕則因而打折扣，重則可能加重產業K型發展，成為央行決定貨幣政策時的新難題。

央行研究也指出，像是美國聯準會為因應疫情，祭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救市措施，導致資產規模急遽擴張至歷史新高，此舉雖有助恢復金融信心，但也引發影響金融穩定、擴大貧富差距、引燃高通膨的質疑。

中國社科院財經院先前更具體形容K型復甦的四大特點：生產強、消費弱；金融資產強、實體經濟弱；線上（高科技）強、線下（傳產）弱；大企業強、小微企業弱。美、日學者也多次指K型復甦如果力道夠強，勉強可能拚出U型復甦，否則長期恐被拖累成為L型復甦。

綜合來說，K型復甦最大的弊病便在於「貧富差距」擴大，不論是不同型態的企業之間，還是不同所得的民眾之間。也就是說，當經濟呈現K型復甦時，央行的全面寬鬆是部分人的蜜糖，卻也是部分人的毒藥。

非均衡、結構性的K型復甦格局，代表經濟恢復仍需要進一步的政策紓困和支持；但也顯示普遍性政策工具雖然可促進總量經濟指標回升，央行卻必須更注意其中一些強弱分化的現象；正因如此，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應較過往更加注重結構性而非整體性。

簡單來說，央行貨幣政策不能再是全面的直升機撒錢，而是要更精準投放，在減少企業和個人資金成本的同時，也必須留意部分資金套利的可能，從這一點來看，類似央行管控房市貸款成數和提供中小企業紓困，都是努力矯正K型復甦必要的舉措。

這也意謂未來央行決定貨幣政策時，思考重點不應僅放在整體經濟數據是否亮眼，而要更謹慎注意相關措施對個別產業的影響，對症下藥，以分區供水供電的思維取代過往的全面供應，輔以其他部會的紓困和獎勵措施，才能力求經濟從K型復甦的泥淖轉往U型或更好的V型反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