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

編按：二○○二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新作《快思慢想》去年底出版，榮登《紐約時報》年度最佳暢銷書，今年仍高居亞馬遜分類排行榜第一名。中文版版權由天下文化取得，於十一月一日在台上市。中國時報獨家專訪這位被譽為「繼佛洛依德之後，最偉大的心理學家」，為讀者詳盡剖析為何直覺反應造成錯誤，股市專家、政治名嘴為何失靈，國家領導人如何提升決策品質。

行為經濟學之父 沒上過一堂經濟學

在許多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中，康納曼最特別的是他沒有上過一堂經濟學，也不認為自己是經濟學家，卻開創了行為經濟學，還因此得了獎。

康納曼現任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與伍德羅威爾森學院公共事務教授，並兼任希伯來大學理性研究中心研究員，他在心理學上的成就挑戰了判斷與決策的理性模式，被公認為「繼佛洛伊德之後，當代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他的跨領域研究對經濟、醫學、政治、社會與社會心理、認知科學有深遠影響，被譽為行為經濟學之父。

出生於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康納曼，父母是立陶宛猶太人，一九二○年代移民到法國。他提起，自己成長於納粹德國占領期間的法國。一九四一年末, 他和朋友玩過頭，違反了宵禁趕回家。在空蕩的路上，遇到一名德國軍官，讓他非常緊張，不料，這名士兵好心載他一程。到了家，抱他下車，還給了他零用錢。從此他對母親曾說的「人性既複雜又有趣」，有新領悟，對心理學開始了興趣。

康納曼在希伯來大學心理學系任教期間，遇到一生的知己特維斯基（Amos Tversky），開啟輝煌的學術生涯。在《快思慢想》書中多次提起好友，聰明、能言善道、很有魅力。二○○二年，他得知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後，十分激動竟把自己反鎖在屋外，不得不破窗而入。他更傷感於特維斯基業已辭世，認為這獎應該是兩人一起得的。

對於暢銷書作者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決斷二秒間》中指出，壓力沉重的時刻，直覺是理解周遭最好的工具。依康納曼的看法是，「如果你已經在可預測、快速回饋的環境中完成一萬小時的訓練，例如西洋棋高手、消防隊員、麻醉科醫生等，你可以訴諸直覺，否則還是三思而後行。」

康納曼半世紀以來的研究證明，人們容易訴諸非理性思考，礙於根深柢固的偏見，再三做出不合理的選擇，所謂的專家、名嘴，沒有想像中厲害，反而是錯誤百出。對於自己，他則笑說：「找別的人的錯誤，我有進步；找自己的錯，我仍是當局者迷。」從康納曼謙虛的態度，我們看到了大師的風範。

政府要讓人有幸福感 須先贏得信任

金融海嘯之後，歐美國家開始重視幸福指數，不過，康納曼十五年前就開始研究幸福的議題。他指出，所得的高低是影響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其次是信任，當一個政府貪腐程度越高，民眾的信任感越低，也降低民眾的幸福感。換言之，政府要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必須先贏得人民的信任。

康納曼並指出，人們對於生活的滿意度（satisfaction）和快樂（happiness）是不同的概念，有些人整體生活滿意度很高，但沒有那麼快樂；有些人的生活滿意度沒那麼高，卻感覺快樂一些。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住在美國中西部的人，搬到加州之後，會不會比較快樂？康納曼指出，加州的大學生享受加州的氣候，中西部的大學生討厭他們的氣候，但氣候不是決定幸福的重要因素。加州與中西部學生在生活滿意度上，沒有差異。

不同的文化背景，影響人們對快樂的重視程度。康納曼指出，在東方文化中，個人主觀的快樂感受不如西方那麼被重視。以在美國的亞裔移民第二代為例，他們對於快樂的重視度不同於父母來自西方國家的第二代移民。通常亞裔移民第二代會比較重視或遵循社會整體的價值，更勝於追求個人主觀的快樂。

康納曼分析，影響生活滿意度的最重要因子是所得。貧窮使人愁眉不展，財富可以強化一個人對生活的滿意度，但不能增加經驗的幸福。研究顯示，家庭所得超過某一個水準之後，幸福經驗與家庭收入的關聯是零，亦所得再高也不會增加幸福感；但在這個水準之下，所得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得之外，信任也是重要因子。康納曼指出，目前我們尚未完整建構出各國的幸福圖像，有關信任與貪腐是值得重視與進一步探討的指標。例如，對陌生人、政府或所有人的信任程度，隨著貪腐程度的變化，有何不同。他相信，提升人民的信任是影響人民幸福感非常重要的指標。

直覺 反讓顯而易見的東西看不見

康納曼在《快思慢想》書中指出，人類受到兩個系統主宰，一為快思，一為慢想。其中，系統一為直覺、快速思考，例如二加二等於多少，你用直覺就知道答案；系統二是慢想，必須動用注意力做費力的心智活動，例如十七乘以廿四，你必須努力算一下才知道。

康納曼以許多實驗證明，人的直覺會產生錯覺，導致錯誤的判斷。人的一生中，通常會遵循著印象和感覺，平時就依著自己的直覺和偏好所做的選擇，往往是對的，但並非永遠是對，或全部對。有時候我們是錯的，但我們仍對自己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