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的第一個周日，北京下了第一場雪，中共十八大隨即揭幕。

這一為期七天會議頗為引人註目，甚至日期亦一度成為中外各界的熱門話題。雪在北方往往寓意豐收，這場會議能為中國及其國民帶來什麽？

十年過去了，中國形貌今非昔比。譬如，在代表著全國8200多萬名黨員出席這場盛會的2270名代表中，改革開放以來入黨的黨員成為主體。其中，1976年11月以後入黨的1640名，占72.2％，比十七大時提高20.5個百分點，最年輕的是91年出生的奧運冠軍焦劉洋。

經濟仍是中國故事的重要籌碼。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速超過10%，不僅GDP總量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也由1135美元上升至5432美元，正式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期間，即使遭遇金融危機，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仍舊不斷上升。部分地依賴經濟刺激，中國四年來經濟平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溫家寶總理近期表示：“中國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對世界經濟復蘇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經濟增長並不等於長治久安。從國際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如果繼續重復以往發展模式，往往步入經濟停滯甚至社會矛盾爆發的高峰期，往往無法順利進階年收入一萬以上的高收入國家行列——這也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它往往具有增長停滯、貧富不均、腐敗橫行、就業困難、社會動盪等特徵。

類似問題對於中國民眾而言並不陌生，GDP的上升並不能保證幸福感的提升；中國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日漸成為有識之士的主要擔憂。連續七個季度的經濟萎靡，不僅使得轉變發展模式的警告迫在眉睫，而民間重啟全面改革的呼聲四起。

弔詭的是，據說今年京城精英層最為流行的兩本書，一本是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另一本則是阿西莫格魯與人合著的《國家為何失敗》（Why Nations Fail）——在歷史與學術之間，這兩本看似天南地北的新舊讀物，其實都在叩問國家轉型；而中國精英們的一致趣味指向背後，或許暴露了對於未來的集體焦慮。

以托克維爾的著作為例，經濟與革命的關系也曾被其細究。法國大革命之前一二十年，社會財富迅速積累，甚至 “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盡管如此，蓄意追求財富的民眾與日漸介入市場的政府之間，仍舊發生了最終的激烈決裂，托克維爾如此總結：“一場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

托克維爾觀察到的“悖論”，或許有些類似經濟學家諾斯對於國家的總結，“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對於後發國家而言，政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如何發揮其對於經濟的正面激勵效應，則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制約難以馴化的權力，也就是政治學家福山所謂解決“壞皇帝”問題。

這或許是中國奇跡的悖論所在，也就是如何平衡“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中國奇跡的亮點之一在於經濟繁榮，但延續中國奇跡的輝煌，答案很可能在經濟之外。對於趕超經濟體而言，後發優勢之下即使可以模仿技術進步，卻很難進一步復制制度與法治，甚至隨著發展，往往難以避免後發劣勢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經濟領域諸多改革難以深化，往往也在於政治領域等改革未能同步。人民對改革有怎樣的期待？胡德平先生曾言“改革不可廢，承諾不可棄”，而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承諾與契約，更有待於在未來通過深化改革而實現。

歷史學家唐德剛曾經提出“歷史三峽”之說。他認為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傳統制度被迫做出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自1840年到2040年，大致要歷時兩百年，“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史，政治制度要從君主轉民主，其他各種制度和風俗習慣也隨之一轉百轉，全部轉完，大致需時兩百年，在這轉型期中，是死人如麻、驚濤駭浪的。 ”

如此來看，我們所謂時代，放在大歷史背景之下，或許不過一瞬，歷史畢竟往往不以個人意願為轉移。但是反過來看，國人“畢其功於一役”的慣常思路過於激進，歷史的進化本來就依賴累積而漸進的持續改進。比起改革的路徑及其設計，改革的決心以及意願更為重要。

伴隨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下移，未來中國顯然需要依賴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將源自進一步制度改革以釋放增長紅利，這將是通過“歷史三峽”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