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對於剛落幕的中共十八大沒有太多的正面評論。他們普遍認為這個新領導班子的政治傾向是保守的，所以不太可能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有所突破。他們也普遍認為如果不全面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共將無法有效根治幹部的貪腐與濫權，也難以阻止中共政權合法性持續流失的大趨勢。

這樣的評價不是沒有根據的。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工作報告中最引起關注的就是「我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之後習近平還特別加以引申，強調這段話向國內外宣示了「我們黨將舉什麼旗、走什麼路」，這意謂著胡錦濤的政治路線宣示也充分代表了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共識。而所謂「不改旗易幟」就是指絕不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

其實，中國大陸這套體制的缺陷與優勢往往是一體之兩面，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否能有效抗拒「改旗易幟」的國內外壓力，關鍵就在於其是否能繼續藉助現行體制在指導社會共識、平衡多元利益、統籌國家資源等方面的制度優勢，來有效克服下一階段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挑戰。如果不能，則其體制所有的缺陷，包括壓制新聞自由、限制政治參與、迫害異議人士、缺乏權力制衡等，都會成為嚴重侵蝕其合法性的致命缺點。

從這個角度觀之，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在未來十年所面臨的主要發展挑戰有四：第一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的陷阱，讓中國大陸順利的邁入中高收入新興工業化國家之林；第二是如何在經濟規模倍增的過程中避免貧富差距的擴大，讓中國大陸逐漸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幹的橄欖型社會，防止出現兩極化矛盾；第三是如何在快速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平順的吸納大批來自農村的新移民，確保社會穩定；第四是在中美綜合國力興衰交替的歷史關鍵期，如何維持與美國的建設性交往關係，避免發生戰略攤牌。

第一個挑戰的相對難度比較低，中國大陸有足夠的條件轉換經濟增長模式。她可以藉助就業人口的知識水平和技術水平的提升來彌補廉價勞動成本優勢的流失；可以藉助擴大與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交換與合作以及擴張國內消費，來抵銷對歐美出口市場的依賴；可以藉助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來驅動國內投資以及促進服務業的成長。所以，新的領導班子敢做出正式承諾，在二○二○年讓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比二○一○年增長一倍。

第二個挑戰相當艱難。因為許多專家認為，要建構以中產階級為主幹的社會，中國大陸的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應該從現在的三億人左右的基礎上，在二○二○年擴大到六億人以上，薪資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也必須從目前的四十％逐步拉高到五十％以上；這意謂著政府必須推動稅制改革，節制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以及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進行更廣泛的改革與更大的投入。大陸總理溫家寶雖然曾經宣布要在今年年底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過目前為止還沒看到很清晰的政策框架。

第三個挑戰在規模上是史無前例的。未來十年，預計大陸的城鎮人口的比例將從二○一一年的五十％基礎上，在二○二二年達到六五％的水準。這意謂著，中國大陸的城市部門不僅僅要吸收大量已在城市棲身但還沒有正式戶籍的農民工及其第二代，還要接納將近二億的新增移民。過去沒有一個人類社會曾經歷過這麼大規模的人口移動與社會結構轉變，這既是帶動經濟發展的巨大機會，也是社會管理、能源供應與環境衝擊的艱鉅挑戰。

即使中共第五代領導人能順利帶領中國大陸回應上述三項挑戰，他們也即將面臨一場國際體系權力移轉之歷史考驗。根據英國《經濟學人》的推估，中國大陸將於二○一六年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在二○二三年將替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在二○二五年甚至連國防支出的規模都可能超越美國。現存國際體系有可能避免中美戰略攤牌這種地殼碰撞式的震盪與衝突，而和平過渡到前《新聞週刊》國際版主編Fareed Zakaria所稱的「後美國世界」嗎？

雖然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人類歷史未必會重演，杭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也未必會應驗，但中國的崛起對現存國際秩序而言確實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考驗，這是首次一個非西方文化背景並採行不同體制的國家，將在所有全球重大議題上取得與美國等量齊觀的影響力。華府與北京的政治精英是否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回應這個歷史考驗，猶未可知。（作者為中研院政治學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