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必須擺脫西方思維的束縛
程子俊 — 2013年01月03日世界仍在受到金融危機沖擊波的影響，只有亞洲是少數幾個呈現強勁增長未來前景的地區之一。這本應標志著一個新的知識時代蒞臨。但亞洲地區的政策制定者仍然求助於西方思想，恰恰是這些西方思想，使世界陷入目前的困境。
我們不僅沒有弄明白如何駕馭工業革命釋放出來的力量，還難以把握工業革命所創造的意識形態，最典型的就是堅持頑固地認為，市場、技術和自由民主將帶來我們需要的一切。
這些思想誕生於歐洲，完善於北美，的確給全球的一部分人口帶來了巨大繁榮。但其公式不可能永無止境地重復下去，也不可能適用於任何地方。
到2050年人口可能達到60億的亞洲，不能奢侈地希望像西方那樣，利用全球資源構建現代化世界。因此亞洲需要新思想，以解決這樣的挑戰：什麽樣的繁榮才能惠及如此龐大的人口？
按照西方的觀點，亞洲的龐大人口要麽提供了巨大市場機遇，要麽威脅到西方的福祉。太多亞洲人腦子里也充斥著這樣的觀點。相反，亞洲必須設想一種這樣的未來：在這個未來世界里，城市化不是被認為不可避免、不可或缺的，城市發展不是效仿西方那種汽車驅動的模式，食品不是生長在化肥和殺蟲劑浸泡的土地中，不斷擴展的消費不是被當作增進經濟福祉和保持政治穩定的唯一秘訣。
各國必須提出的具體問題包括：什麽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費是可行的？如何為可持續的食品生產買單？人們保持低肉類飲食習慣是否更好？如何圍繞機動性（而不是汽車保有量）建設交通系統？能否利用新科技讓人們住在鄉間即可致富，而不必被迫遷徙到城市，過著都市底層的骯臟生活？
高校在教育學生時，應該鼓勵他們貢獻與自己生活的國家相關的想法，而不是一味宣揚難以企及的西方生活方式。這些工作多數應落實在經濟學和公共政策領域。但每一項重要科目都應尋找新觀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當然不例外，但也應涵蓋人文科學，對價值、歷史和文化的研究。
這要求挑戰支撐西方思想的正統基石。例如，西方思想認為，我們應該寄希望於企業來提供剋服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工具，或者市場激勵是解決氣候變化的關鍵。
要應對這一挑戰，必須以亞洲高校為起點。輸送亞洲地區最優秀的年輕人去西方機構學習，只能強化知識屈從的局面。亞洲需要的是，由亞洲內部的高校——而不是哈佛大學(Harvard)或者劍橋大學(Cambridge)——提供關於本地區的最佳研究。因此亞洲需要動員起來——培養10萬名博士。亞洲必須要求它最聰明的10萬名畢業生發起一場原創的思考和研究革命，讓亞洲地區突破過去50年間推動亞洲增長的意識形態。
這種研究必須承認，亞洲國家的需求與美國和歐洲非常不同。亞洲必須創建一套學術思想，使其進入公眾意識，並幫助國家領導人針對日益增長的人口、資源限制、氣候變化和科技進步，做出艱難的決策。
亞洲的高校必須使其課程和研究專註於產生切合國情的新思想。它們必須向自己提出一些關鍵問題——能夠直接挑戰傳統思維的問題。
總之，我們必須寄希望於在未來半個世紀以及更遙遠的未來生活在亞洲的人，讓他們提出新的觀點、新的思維方式——突破那些讓世界一部分地區的人富裕起來、卻損害其他地區利益的經濟意識形態。如果這種意識形態繼續應用在亞洲，只會讓所有人陷入災難。
本文作者著有《消費經濟學》(Consumptionomics)一書
譯者/倪衛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