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以來的兩個世紀里，國際社會逐漸發展出一套“游戲規則”來規範國家之間、甚至包括敵對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些規則的基本前提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而，技術進步意味著，如今這些游戲規則正受到嚴重削弱。國際體系正面臨風險。

在梅特涅(Metternich)、塔列朗(Talleyrand)和卡索瑞(Castlereagh)的時代之後，各方對於從正式的和平轉向戰爭的過程發展起高層次的理解。這一過程涉及外交官之間精心措辭的交涉、有關如何對待戰俘的規則，最終甚至達成了對戰爭罪的一致定義。所有這一切都隱含這樣一種觀念：雖然戰爭與和平是根本不同的兩種狀態，但是它們都需要行為規則。

在更近的時代，核武器的使用令兩者之間的區別更加明顯。核武器具有史無前例的毀滅威力，但矛盾的是，這推動核武國家在行為上更加謹慎。核武器的存在還創建了一種新的全球等級制度：少數核武國家居於頂端，其餘國家則居於下麵。

如今，國家間的游戲規則正在失效。對遠程目標實施打擊的先進能力，以及由政府支持的跨境恐怖主義，正使“可為”和“不可為”之間的明確界線變得模糊起來。科技進步還擴大了某一類行為的空間，此類行為的肇事者更難辨認，也更難以及時阻止。

的確，國際社會正在見證的是：各國日趨依賴秘密暴力手段，而不公開宣戰。如今，領導人可以下令出動遠程無人機，越境對目標人員進行致命打擊，而這種打擊有時也會傷害到平民。

使用尖端手段傳播計算機病毒，可以擾亂對手的軍工資產。各國還有能力對外國領導人和從事武器研發的科學家進行無人承認的刺殺。他們可能支持黑客侵入外國機構的電腦以獲取情報，或者侵入私營商業實體的電腦以取得商業優勢。

有的國家還在試驗更全面的網絡戰爭模式，以擾亂目標國家的基礎設施，正如2007年愛沙尼亞及其銀行業機構受到的攻擊那樣。技術先進的流氓國家如今擁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對目標國家的社會經濟系統和最重要的政府機構發動雖不致命、但足以導致全面癱瘓的網絡攻擊。

對於原本已經十分脆弱的國際體系，其退化過程中蘊含的危險怎麽強調都不過分。社會混亂可能蔓延，對於攻擊來源的不確定性將加劇人們的末日恐懼，導致社會癱瘓。潛在更加糟糕的是，國際體系的退化並非某一個咄咄逼人的國家的產物，而是全球體系在各種累積壓力（技術創新、大規模及越來越不耐煩的民粹主義騷亂，地緣政治實力的重新洗牌）下脆弱性日益加劇的後果。

在這種復雜多變的局面下，敵對國家傾向於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主觀的評判。在這方面，核武時代初期的情況可以提供啟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明智地沒有利用其在原子彈方面的壟斷地位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那種攻擊可能產生可怕後果。然而，美國的自製導致蘇聯先是努力獲得平等的核地位，後來又試圖超過美國。由於美國令人欽佩地堅決不讓蘇聯在核武實力上超越自己，很可能加上擁有核武器並越來越反蘇的中國的崛起，蘇聯最終被迫滿足於可核查的核武對等原則。

圍繞當今威脅全球穩定的新風險開展開放式的討論，仍可能有助於避免前所未有的災難。那些具備技術實力、與全球穩定利益相關的負責任國家應當共同推動一個過程，目的是設定規則，禁止各方漸漸付諸於秘密的侵略行徑。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創新者，美國在這方面應該起到模範帶頭作用。

然而，以上過程要產生效果，美國自身一方面要抵制住誘惑，對於那些美國譴責他國使用的手段，美國自己也不要用於他國，另一方面美國還必須確保難以辨認的敵對勢力無法輕易利用美國的弱點對美國發起攻擊。一個令人大惑不解的事實是，雖然美國顯然能夠用計算機向敏感的外國目標註入無法探測的病毒，但美國自身對於外國黑客侵入其系統卻顯得如此脆弱，如此外行。

真正對等的新游戲規則的出發點必須是平靜而堅決的威懾手段——包括加大努力，可信地分辨肇事者，以及隨時準備發起同樣性質的報復行動。如今，對這種新游戲規則的需求越來越迫切。

本文作者是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國家安全顧問，著有《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實力危機》(Strategic Vision: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一書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