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選舉引發的亂象使人們把註意力放回本應始終關註的地方——歐元區危機的政治層面。在過去六個月內，我們沾沾自喜，一廂情願，而股市也在上漲。普遍的看法是，隨著愛爾蘭逐漸復蘇和希臘退出歐元區風險降低，危機已得到遏制。但這一觀點往往忽視了政治。

希臘的經歷尤其表明，即使資本在朝正確的方向流動，“民主赤字”卻在擴大。在希臘之外，沒有人在乎一個新納粹黨派在選舉中得票超過10%，但此事為歐元區其他成員國的命運敲響了警鐘。

幸運的是，意大利沒有出現“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希臘極右翼政黨——譯註）崛起之類的情況。但民主合法性的危機在該國仍顯得同樣嚴峻。如同在希臘一樣，意大利選民的看法相當明確：他們想留在歐元區，而且，由於明白本國經濟體系的缺陷，他們甚至可能接受一定程度的緊縮。

然而，在選民眼中，羅馬的政治階級已經毫無公信力可言——他們製造了困境和與之相伴的腐敗。無法指望他們來整頓局面。自己沒有做出犧牲的人，其道德可信性也不足以要求他人做出犧牲。

技術官僚總理——如意大利的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和希臘的盧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也不是合適的選擇：他們或許因置身黨派政治之外而得保清白，但他們是銀行業和經濟學的產物。他們或許懂經濟，但這不代表他們對選民有吸引力——選民更青睞理解他們的人。

結果是危險的。從失去對政治階級的信任，到失去對民主制度的信任僅有一步之遙。迄今為止，意大利和希臘的多數選民都還沒到那種程度。但一部分選民已是如此，並且有更多的人在受到相同的誘惑——或是倒向極右，或是倒向已被自身革命論調所支配的反資本主義，或是拋棄黨派政治，倒向一種無政府主義——即貝佩•格裡洛(Beppe Grillo)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所倡導的直接民主。

歐盟和北方債權國對這一切的回應是機械而無趣的，他們要求債務國像《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中的小魚那樣堅持下去。這暫時或許有可能。南歐國家有可能讓德國最遲在今秋接受一種新方法。但是對緊縮的容忍不太可能在今秋之後延續很久。

關鍵時刻即將到來。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呼籲就歐洲問題展開新一輪辯論，他認為歐洲的未來在於重振“國家聯邦”理念。但如果這場辯論要想有所進展，就必須直面貨幣聯盟的問題。因為歐洲可能將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麽放棄歐元；要麽保留歐元，眼看政治危機發展到失控。

正如高克所稱，在最初的歐洲構想中，超國家政策的目的不是壓制單個成員國，而是幫助它們擺脫二戰時威脅它們的生存危機，恢復它們的威望和治理能力。

伴隨著經濟規劃、匯率控制、凱恩斯主義和對勞資關系的社團主義管理，歐洲合作應運而生。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令這一整套方案遭遇質疑。在1985至1994年間擔任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的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及其繼任者的領導下，歐盟踏上了不同的方向。它強調貨幣協作、資本自由流動、私有化和寬松的金融監管。

舊有的構想已被拋棄，但比起接替它的模式，它曾經帶來更高的增長率。它非但沒有破壞國內政治制度，反而促進了它們的發展，努力地為議會和黨派贏回信任。

因此，從今日看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堪稱黃金年代。如今，這一時期的成就似乎有付之東流的危險。因為，有一點不會被銘刻在石頭上：在歐洲公民的心目中，歐洲將始終以增長和民主著稱。相反，等在前方的可能是一種不同的命運：停滯、失業和暴政將成為歐洲的特色。

宣揚緊縮的人或許並不認為他們對一場民主危機有推動作用，但事實如此。意大利選舉應當讓歐元區領導人意識到要關註他們的選民。經濟調整措施沒能遏制一場政治危機，這場政治危機不僅可能損害歐盟一體化，還會危及歐洲民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

本文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著有《治理世界：一個理念的歷史》(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譯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