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命題”關乎中國經濟轉型

編者按：近日，經濟學家林毅夫在《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了題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驅動力是投資》的文章，繼續支持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觀點，認為“我國應該放棄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改為以消費來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顯然是一種頭痛醫腳、因噎廢食、‘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張 ”。並在FT中文網刊發有關新結構經濟學的文章《探尋中國經濟背後的邏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設之上等四個方面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本文為作者對林毅夫上述觀點做出的回應。

18大前夕，圍繞重慶唱紅打黑，引發了關於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激烈爭論。吳敬璉指出，“十八大結束了改革路線之爭，堅持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路線”。不過在筆者看來，十八大隻是結束了政治路線之爭，否定了民粹主義、堅持了法治社會的改革方向。但是，關於經濟增長模式問題依然存在較大分歧。

有“繁榮博士”（Dr. Boom）之稱的林毅夫自從世界銀行卸任歸國後，拋出“新結構經濟學”，其觀點再度引發關於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爭論。林毅夫觀點的核心有兩點：1）經濟持續增長的驅動力是投資而不是消費，因此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想法是危險的；2）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強調“看不見的手”相反，政府應該發揮“產業甄別和因勢利導”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要通過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來打破增長的瓶頸。

林毅夫的觀點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因為上述兩點長期以來被學界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痼疾：投資依賴和強勢政府。這一問題在2009年的四萬億經濟刺激之後更引發吳敬璉、厲以寧、許小年、張維迎等學者的激烈批評。林毅夫是極少數對四萬億計劃公開表示支持的經濟學家。

在批評投資驅動模式的聲音中，吳敬璉的觀點較有代表性：“宏觀經濟每次出現問題，慣常的辦法是採用所謂“中國模式”，也就是威權主義的強勢政府去動員資源海量地投入去救市。例如2009年用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到8%以上。當時有些人覺得非常得意，說我們率先走出了危機。實際上這是飲鴆止渴的辦法。粗放增長在宏觀經濟層面造成的問題，是貨幣超發、債務積累，最後導致宏觀經濟波動和增長減速。每次問題發生以後，採取的措施就回到老路子，用增加投資的老辦法來拯救經濟。最近5年來問題就變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現在維持人類生命的空氣、水和土壤都發生了問題。”

圍繞“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爭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指向了經濟改革的核心命題：是繼續維持高投資率還是降低投資率提升消費率，政府是繼續涉足基礎設施等經濟領域還是堅決退出經濟領域。今秋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被期待將在經濟領域推出全面的改革，特別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被普遍認為是要降低投資依賴）和重新定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被普遍認為政府要大幅度減少對經濟領域的乾預）。

按照林毅夫的觀點，經濟轉型的迫切性並不那麽突出；政府對經濟的乾預是必要的甚至有益的，政府職能的改革迫切性也不明顯。如果這一結論成立，無疑將影響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頂層設計，甚至成為那些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的“擋箭牌”。

因此，對林毅夫的觀點及論據進行詳細的辯駁是極其必要的。

1、中國投資率過高嗎？

2008年金融危機後，在四萬億的推動下，中國的投資率升至50％的歷史高位。這一水平不僅高於中國自身的歷史水平，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從國際比較來看，歐美日發達國家投資率都在30％以下，美國2010年投資率只有15.5%，其歷史最高水平（1943年）也不過23.2%。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索羅的研究發現，從長期來看，美國的經濟增長80％來源於技術和效率的進步而非資源投入。即使與日本、韓國、台灣等經濟起飛時期相比，這些經濟體投資率的歷史最高水平也不過是36.4%（1073年）、38％（1991年）、30.9％（1975年）。中國如此高的投資率能夠維持，很大程度上得益於2001年加入WTO以來的全球化紅利，掩蓋了中國投資過度的問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歐美陷入去杠桿化，中國大量投資形成的產能難以消化，開始出現產能過剩的窘況。對這一轉變，我們應有深刻的認識。

林毅夫認為，“2008年以來的反周期刺激的項目已經完工或接近完工，國內投資需求下降。將因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速下降歸咎於我國的增長模式，也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論斷。”他的論斷，顯然忽視了歐美去杠桿化影響的長期性以及中國產能過剩的嚴重性。再來一遍刺激的想法是極其危險的。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空間已不大。”

2、投資過高是禍水嗎？

林毅夫認為“投資”被冤枉了，成了一個不好的代名詞，甚至被有些網評家認為是我國經濟中一切問題的根源，把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貨幣超發、創新能力不足、污染、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都歸結為投資惹的禍，因而認為我國應該放棄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改為以消費來拉動我國的經濟增長，顯然是一種頭痛醫腳、因噎廢食、“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張”。

投資當然不應為所有的社會問題背黑鍋。但也不能否認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導致諸多問題的重要原因。

第一，投資驅動意味著資本密集型增長，必然導致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吳敬璉指出，“社會分配最終取決於生產方式。在目前這種政府主導、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下，資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必然增長得最快，而勞動者的收入占比則相對下降”。事實也是如此：1996年至2007年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10.9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1個百分點。

第二，中國投資率過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生產要素價格（土地、勞動力、環境、資本）的長期低估。環境污染價格低估，已經把環境承載力逼到了極其脆弱的地步；勞動力價格低估，導致收入分配失衡擴大；資本價格低估，則意味著居民（儲蓄者）向企業（借款人）進行補貼。

第三，中國投資率過高的另一個成因在於政府主導模式。政府不僅通過稅收、土地出讓金等獲得巨額收入，而且擁有大量具有特殊資源優勢的國有企業。近年來形成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問題，也是政府不斷擴大對經濟領域的介入的例證。其結果是，GDP主義日益膨脹，甚至出現“地方政府公司化”的亂象。這種政府主導的投資，不僅帶來了腐敗和尋租問題，而且使得政府無心執法，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全面失控。

第四，針對韋森、張軍、餘永定、張曙光等學者批評的“在《新結構經濟學》中，作者實際上立足於一個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員都一心一意謀發展” 、“掌握著巨大的政府投資和開發資金”、“真理再向前邁進一步就會變成謬誤，…，加大市場扭曲、加重腐敗”，林毅夫辯解說，“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動機仍然如2007年馬歇爾講座中所認為的那樣，政府領導人的個人目標有二：一是長期執政；二是，在長期執政的目標不成問題的情況下，追求青史留名”。這里，林混淆了政治家與官僚集團的區別：政治家可能追求青史留名、遏制腐敗，而官僚集團則力求擴大權力和資源以便尋租。阿克頓勛爵說：“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旦政府部門掌握了過大的權力和資源，腐敗就變得不可避免。在不改變權力與資源配置的前提下，政治家的強勢反腐終究亦難以奏效，歷史一再證明瞭這一點。

3、消費不能成為經濟增長動力嗎？

林毅夫的一個重要論點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驅動力是投資而不是消費。其原因在於消費的持續增加以收入增長為前提，而後者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來源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兩者都必須以投資為載體。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也要靠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來降低交易費用，消除增長的瓶頸。”

上述觀點大可存疑：1）我們提出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並非不要投資，而是要把過高的投資率降低到合理水平。2）消費完全可以成為經濟增長動力。以美國經濟為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高達70％左右。不僅如此，消費也可以成為創新的動力。美國一方面擁有世界上最挑剔的消費者，一方面擁有世界上最創新的公司。這兩個方面是相互促進的。由於創新的公司主要依賴創新而非投資來增長，這也使得勞動者能獲得更高收入，進而形成強大的消費能力。技術和效率的提升固然離不開投資，但這不等於說中國目前50％的高投資率是必須的。以高層次消費需求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是價值鏈的高端，也是世界各國產業升級轉型的共同規律，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更是如此。事實上，中國的消費水平還很低，增長潛力極其廣闊，只要通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消費完全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提升消費，也是“對沖”歐美經濟去杠桿化所導致的中國產能過剩的必由之路；3）政府對基礎設施的大力投入，的確為經濟增長消除了瓶頸。但站在今天的時點來看，中國的基礎設施總體上已經不再是瓶頸因素，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供給過剩、超前供應的問題。盡管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基礎設施的改善是持續的工程，但完全可以通過漸進的建設滿足，而沒有必要保持過去的投資強度。如今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之所以成為風險點，本身就是因為基礎設施投資過剩的問題。

總之，投資驅動是中國現行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過度依賴投資，不僅導致了產能過剩的危機，也是導致收入分配失衡、環境污染、腐敗和尋租的重要原因。

降低投資依賴，必須從深層次原因入手：消除生產要素價格扭曲、政府退出經濟領域、深化國企改革。

在降低投資率的同時，必須通過大膽的體制改革來釋放消費的潛力：利率市場化推動居民財富的增值保值，減稅，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房價等。更重要的是，從投資驅動向消費與創新驅動轉型，也將自動帶來居民收入占比的提升，從而形成一個具有消費潛力的中產階級。

當然，消費率的提升有賴於諸多體制改革，可能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但這提示我們應加快體制改革步伐，而不是繼續投資驅動的飲鴆止渴。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文編輯 霍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