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處於經濟繁榮時，沒什麽人會過度操心最富的1%人群在這種繁榮中享有的份額在持續擴大。而在美國進入衰退、英國跌入財政鴻溝以及歐元區面臨生存危機（還有全世界銀行家的可恥行徑曝光）之後，再也不是只有極左人士才對收入不公感到焦慮了。

大家對如下事實應該沒有異議：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最富有1%人群的收入占比大致翻了一番，如今達到大約20%。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也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樣的趨勢——盡管在這幾個國家最富1%人群的收入占比要小一些。而在法國、德國和日本似乎看不到這種趨勢。（相關數據來自“世界最高收入數據庫”(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經濟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今年夏季這一期中一個優秀的專題論文集的開篇文章對數據作了總結。）

不過我們應該關心這事麽？或許應該，原因有二：過程和結果。我們可能會擔心富人的收入來路不正：要麽來自“老同學關系網”，要麽來自欺詐，或者占了納稅人的便宜。抑或，我們可能會擔心這種不平等會造成有害結果：令人們痛苦和嫉妒，或者損害人們的健康，或者導致民主制度運轉失靈，或者由於富人躺在財富上睡大覺而導致增長放緩，或者造成大量債務而因此導致金融不穩定。

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如果認為富人的財富事實上是自己辛苦賺來的，可能會有些不合潮流。然而那些本能有抨擊銀行家沖動的人，應該看一看史蒂文•卡普蘭(Steven Kaplan)和喬舒亞•勞(Joshua Rauh)的研究成果，該成果也發表在《經濟展望期刊》的專題論文集。他們簡單地比較了不同行業中賺錢最多的人的命運。你是不是擔心，公開上市公司的治理不夠有效，造成高管們大肆中飽私囊？我也擔心。然而，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掙得也不少，私有企業的老闆、對沖基金的基金經理以及某些頂級運動明星也一樣。而以上各種情況中的治理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那麽，也許某些廣泛的社會規範已經改變，允許各行各業的人都獲得更高的收入？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會發現，那些受到公開審查的薪金水平會趕上那些不怎麽公開的薪金水平——比如私有企業經理人的薪金。然而，事情卻完全相反。

一個令人不太願意接受的真相是，收入不公的擴大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市場力量造成的，也就是說，是自由達成的契約造成的。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對於那些掌握高端技能的人十分有利。在過去的收入分配中，擁有強有力的臂膀、願意勤奮工作、掌握一點常識往往就能帶來不錯的收入。然而如今不再是這樣了。另外，在收入分配的頂端，贏家通吃的市場正在形成。在這個市場中，最優秀或最幸運的企業家、基金經理、作家或運動員會捲走大多數收益。那種認為有錢人不過是偷走了其他所有人的奶油的觀點，可能在情感上容易讓人接受，但並不足以令人信服。

在運轉良好的市場，人們只有在創造足以匹配其收入的價值後才會賺取高收入。不過，就算我們能夠相信這一點是真的，我們也不一定該就此罷手，對這種不公平置之不理。

這部分是因為涉及的收入總額過大。1993年到2011年期間，美國平均收入總共增長了不過13.1%。但是最窮99%人群（包括所有家庭年收入37萬美元以下的人）平均收入只增長了5.8%。這一差距足以反映最富1%人群到底攫取了多少財富。數目太大了。

對於我們為什麽要關註收入不平等，我列出兩個理由：收入分配過程不公平、收入分配結果有害。但是，我們真正應該擔憂的是，這兩者實際上是無法分開的。有害的結果和不公平的過程彼此促成。社會越是不公平，富有的人就有越強烈的動機，要拆掉後來人上升的階梯。

在極端情況下，富豪們可以通過收購報紙和電視台、或者資助政治運動改變輿論。那些勉強有能力的人竭盡全力也要讓自己的孩子進入好的街區、托兒所、中小學、大學以及實習公司——我們都知道，贏家與輸家之間的差距可以大到什麽程度。

另一位為《經濟展望期刊》論文集撰稿、參與討論的作者邁爾斯•克羅科(Miles Corak)，是代際收入變動領域的專家。該領域研究富有的父母是否會有富有的孩子。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在最不公平的發達國家——英國和美國——收入的代際傳遞趨勢十分強勁。而在丹麥這類更公平的社會，社會優勢地位傳承至下一代的傾向弱多了。

關於收入不公加劇，以下是一個令人不吐不快的認識：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不公平，我們所有人就越逃脫不了這種不公平。富人會覺得必須竭盡全力阻止他們的孩子從收入的階梯上滑落。而窮人則發現，那些最好的中小學、大學、甚至藝術俱樂部以及芭蕾舞培訓班，都會被一堵費用的高牆或供不起的房子擋住。

建立自由而基於市場的社會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最大潛能。不過，我們在某處迷失了。

譯者/簡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