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於12日公佈，5000字的文件保持著中共一貫程式化的風格和粗梳的語言結構，一目瞭然的具體領域的改革和文字之間的話外音成為各方揣摩的對象。

曾在早年擔任中共官員，並在20世紀80年代參與鄧小平改革方案制定的中國學者吳稼祥對這一公報表示樂觀，並稱作為一個綱領性的文件而言已經是“目前中國社會條件下能夠出台的最大限度的公報”，但還是要看下一步怎麽去做。

吳稼祥說，三中全會的公報，從性質上來說就是綱領性的，不會出具體的分領域改革方案，主要是劃定改革的領域，並通過肯定的語言，比如“可以”來對改革的領域給出許可，這次公告基本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法治各個方面都涵蓋。

公報中提出改革總目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吳稼祥認為治理是一個“現代化的概念”，“這個概念比政治體制的概念更大”，“是社會管理的總稱，其中既包含國家和市場、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也包括執政黨和政府的關系，同時也應包括對人大權力的認定”。在吳稼祥的理解中，政治體制的概念僅包含權力之間的關系，而國家治理概念則將權力與市場、權力與社會的關系引入，將會更加“細致”。

在談到三中全會方案中有關“維護憲法法律權威”的措辭時，吳稼祥認為這是有針對性的回應，“肯定了憲政是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追求”。

吳稼祥對中國的新領導人的習李組合一直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對三中全會公報也給出了“兩個重要的成果”——在思想上實現了“解放”二字和組織上設立中央的改革機構。他認為無論是“開放求發展”的表述，還是“市場起決定作用”的說法，都不是在增加束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則會打破部門利益的壁壘，讓改革的措施更為協調。

但對於改革的“三根硬骨頭”——土地制度、國退民進、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上，國企改革無新意，也沒有觸及到“壟斷”這樣的根本問題，吳稼祥認為這份文件給出的答案是“沒有超出預期的”表述。因為“新領導班子上臺剛剛不到一年，如果將領導人執政分為三個階段的話，現在還處於第一階段的磨合期，不僅領導班子成員之間需要磨合，黨政之間、前任領導人和現任領導人之間都需要磨合”，“目前能做的就是形成社會共識”。

無論中國社會的左右派別在中國改革的方向和路徑上有何分歧，對於全會公告這個文件能夠帶來，或者說從文本上帶來怎樣的改革都有所期待。吳稼祥則認為，對這份文件，“不要看說了什麽，要看什麽沒有說”，原因就在於“改革有兩種狀態：說和做；有多說少做、多做少說、只說不做、只做不說，”這份文件從正面的表述“可以、可以和可以”，“七不許實際上已經被否定了”，“維護憲法”是認同憲政，而“基層群眾自製制度”其實是支持公民社會，這次公報已經在達成中國社會思想共識的平衡點。

“中國社會和思想已被撕裂，目前的狀態已經不如1978年改革開放前的時期，十八大召開時社會共識的平衡點是鄧小平旗幟的改革，後來文革、反憲政、反公民社會的言論都出現了，平衡點嚴重向左，三中全都會實際上是將社會共識平衡點重新校正。”吳稼祥說。

但對於很多知識分子和媒體都有擔憂的“集權”和“回歸毛時代”的內容，吳稼祥表示不贊同。

吳稼祥說，對中國改革中共產黨領導權力的強調和中央全面改革領導小組的設立，並不是“集權”的表現。他認為“要改革，全方面的解放，就需要加強領導權。”他用了飛機做比喻：“一架飛機有兩個發動機，要修理一個發動機，就必須增強另一個發動機的力量……從中國實際的權力運行來看，要對其他方面進行解放和改革，就必須加強一個方面（即黨的領導權）”。

同樣，“繼續扎實推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樣的表述也讓外界擔心，自兩會以來備受批評的整黨運動有制度化的傾向，吳稼祥則對此持肯定態度。他說“中國社會是政治社會，權力之間有派系鬥爭。在（政治）制度建設的改革無法起步的時候，必須要做準備，群眾性路線教育其實是為制度建設組織施工隊。中國的每一屆領導人上臺後都會組織黨的教育活動，比如江澤民的‘三講教育’和胡錦濤任內的‘保先教育’，但相比起來，群眾性路線教育還是很腳踏實地的”。“群眾性路線教育長期化、制度化，其實就是實現一種民主，這沒什麽不好”。

（註：吳稼祥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著有《公天下》《一杯滄海》《果殼里的帝國》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