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得更平等？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加普

今年11月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發佈了首篇教宗告誡文，將矛頭對準現代資本主義，抨擊後者助長“金錢崇拜”並導致全世界不平等程度日趨嚴重。

教皇方濟各在其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中寫道：“少數人的收入呈幾何級數增加，貧富差距也是如此，絕大多數人無緣幸福的少數人享有的富足。這種失衡是捍衛市場絕對自主和金融投機的意識形態造成的。”

他的話語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這些人看到的是，發達經濟體中“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似乎不可阻擋地增加，而中產階級則收入增長停滯。然而，就世界整體而言，方濟各在兩方面都說錯了。不但收入分配更為平等，而且資本主義也有積極意義。

導致美國和歐洲製造業和文員職位大幅減少的力量，已使得中國和印度數億人擺脫貧困。這些力量大大加劇了西方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同時卻讓全球變得更平等。贏家是中國和印度的工廠工人，而輸家則是西方的中產階層。

數十年來，發達社會中一直累積著不平等的壓力，但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以及精英階層的財富膨脹強化了這種壓力。20世紀中葉的經濟民主正讓位於與愛德華七世(Edwardian)或維多利亞(Victorian)時代更相像的財富分配。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百年紀念講席教授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表示：“坦率地說，不平等與資本和勞動力有關。我們看到各種改變都對資本有利。這往往讓全球薪資水準逐漸趨同，這意味著降低了富裕國家的薪資水準。”

代際不平等加劇了緊張局面。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人(baby boomers)的富足程度遠高於他們的父母——他們擁有穩定增長的收入、強大的福利政府和收益固定的養老金。

那些出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的福利較少，在職場打拼多年後收入增長停滯，而且必須借更多的錢才能購買昂貴的房屋。

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最近一場演講中指出：“隨著好的製造業崗位實現了自動化或遷至海外，工人們失去了他們的影響力，薪資水準也出現了下降……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拿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是拿走了一半。但在過去，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資水準大約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則為273倍。”

然而，中國和印度這兩個貧窮的人口大國的崛起，讓全球不平等程度變得不那麼嚴重——衡量標準為全球的個人收入差距，無論他們居住在哪裡。從2002年到2008年，全球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有所下降（或許這是工業革命以來的首次下降），同時印尼和巴西的發展也在減弱全球的不平等程度。

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表示：“中國就像是一個正與全球不平等現象搏鬥的相撲選手。他站起來挑戰其他所有對手，但他是個大傢伙。現在，印度已經成為第二個相撲選手。”

從圖表一可以看到這些變化。該表顯示，世界兩個群組從1988年到2008年表現不錯，收入實際增長最高。

第一個群組是富人：10%最富裕人口以及其中1%收入最高的人口。另一個群組是中間階層：新興經濟體中正在擺脫貧窮的工人們。

表現最差的兩個群組是赤貧人口和西方的中產階層，前者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墊底的5%的人口，後者指美國和西歐以及前東歐集團國家的中產階級。他們的收入增長沒有趕上那些更幸運的群組，處於第三四分位（包括美國中產階級在內）的人群收入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圖表二明顯表明，西方國家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劇。該表顯示的是從2007年到2010年基尼係數上升（即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國家。這一群組包括美國和英國，但也包括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等一系列歐洲國家。

圖表三顯示出美國最富有階層拿走的收入份額不斷上升。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從20世紀20年代到1940年，10%收入最高人群拿走了大約45%的收入，但到20世紀1970年代前又降至三分之一左右。自那以後，得益於貿易自由化和去監管化，這些人口拿走的收入比例大幅升高。1%收入最高的人口拿走的份額是最高的。

正如賽斯指出的那樣，美國收入最高人群大多並不是依靠財富和房地產收入生活的食利階層。相反，他們是銀行家和律師等高收入工薪族，以及“還沒有像那些黃金時代的企業家那樣積累起大量財富的”企業家。但他辯稱，這種差別“或許不會持續太久”。

英國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編制的圖表四和圖表五也顯示出這一點。這兩個圖表分析了不同年齡組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圖表四表明，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成年人（後嬰兒潮一代人）的收入開始低於同等年齡的前幾代人。如今40歲的人的收入前景黯淡，因為他們的賺錢能力在十年前就達到了頂峰。

這些40歲的人群可能越來越依賴繼承財產才能過上舒適的退休生活。但圖表五顯示，富裕人群有望繼承的遺產最多，而較低收入人群預計得不到多少幫助。英國財政研究所的研究經濟學家安德魯•胡德(Andrew Hood)表示：“代際不平等最終可能導致同代人之間的不平等。”

這些趨勢產生的緊張態勢是顯而易見的，從反對“1%收入最高人群”的“佔領”抗議運動到中美貿易和匯率糾紛，以及要求全球公司多繳稅的政治壓力。奧巴馬將不平等問題稱為“我們當今時代的決定性挑戰”。

若事實果真如此，這個問題有些複雜。導致西方國家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因素很難得到逆轉。這些因素也促成了中國、印度或巴西中產階層的興起。

教皇方濟各寫道：“教宗愛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富有還是貧窮，但教宗有責任以基督的名義提醒所有人，富人必須幫助、尊重和提攜窮人。我勸誡你們慷慨地團結起來，讓經濟學和金融學重回對人類有利的道德軌道。”問題是：對哪些人有利？

譯者/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