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和全球化已非萬靈藥
吉迪恩•拉赫曼 — 2014年02月04日面對著嚴峻的政治威脅，全球各地的政府往往求助於同一種靈丹妙藥——經濟增長。例如，當各國領導人試圖徹底鏟除恐怖主義時，他們會本能地以為，繁榮和就業一定是一項長期議題。當地區沖突（如東亞或中東）有失控之虞時，政治上的標準答案是加強經濟一體化。從歐洲到中國，政府均視經濟增長為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關鍵。
但正如醫生擔心新出現的超級病菌完全不懼現有藥物一樣，各國領導人也開始發現，新形式的政治沖突對傳統藥方——增加貿易和投資，搭配大劑量的結構性改革——產生了“抗藥性”。
三種政治“超級病菌”正在引發特別關註。一是中東沖突的蔓延，二是中日對抗加劇，三是西方世界不平等的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沖突。
近期出席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代表們，堪稱“資本主義和全球化是解決沖突良藥”理念的典型信徒。這種信念已經根深蒂固到不言而喻的程度，看看達沃斯臺下聽眾對臺上政治領袖講話的反應便可知曉。
今年，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受到熱烈歡迎，這主要是因為他似乎更關註貿易和投資，而不是發展核武器。魯哈尼並沒有切實地改變伊朗在一些棘手政治問題上的立場——例如敘利亞、以色列和核武器問題。但他在講話開頭就闡明希望伊朗躋身全球十大經濟體的目標，這就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這位伊朗領導人還強調，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有必要改善伊朗同其它國家的關系。他對經濟的強調是在暗示聽眾：魯哈尼總統肯定是個值得做生意的對象。
結果，作為伊朗領導人，魯哈尼的地位煥然一新：他被視為中東的理性聲音。但魯哈尼在達沃斯會眾眼中的地位上升，也說明中東其它地區的局勢是多麽慘淡。
訴諸經濟理性難以終結敘利亞沖突，因為該國的對抗雙方都在為生存而戰。顯而易見的是，敘利亞、伊拉克等地涌現的聖戰分子對全球化的成果無動於衷。除非真出了什麽大的意外，否則他們短期內不可能亮相達沃斯。
許多人仍然希望，如果中東經濟形勢好轉，就能夠扭轉該地區經濟凋敝的景象，他們認為後者是伊斯蘭好戰分子涌現的原因。但聖戰者並不都來自窮國或是出身貧賤。一些參加敘利亞內戰的武裝分子自歐洲遠道而來，還有人來自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傳統的經濟藥方不能有效根治聖戰惡疾。
中日之間日益升級的緊張局面更鮮明地表明，經濟利己主義不是政治問題的萬靈藥。中國目前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日本對外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國，許多分析師仍寄望這能夠大大降低兩國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但在某些方面，中國的越發繁榮昌盛卻導致亞洲地區關系日趨緊張。因為中國的崛起改變了中日兩國的力量對比，再考慮到兩國的歷史宿怨，不難解釋它們的關系為何越來越差。
至於歐洲和北美，全球富豪們擔心的不是國際上的對抗，而是國內政治和社會沖突的威脅。達沃斯信條的一項核心要素是，相信全球化對西方世界和新興大國均有裨益。
但全球化良藥存在不良副作用，這一點幾已成為共識。全球化雖然提高了總體增長水平，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西方工資增長停滯和不平等加劇。因此，歐洲政治家擔心右翼民族主義和左翼激進運動死灰復燃。美國人也越發擔心人口中最富裕的1%與其餘人的鴻溝，以及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所造成的政治後果。
全球富豪躲在瑞士群山之間的安全護欄之後，邊啜著美酒邊擔心戰爭和不平等，這很容易令他們成為嘲笑的對象。但全球銀行家和商界人士至少對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種病毒基本免疫。他們私底下的口號是：“只賺錢不打仗”(make money, not war)。他們將外國人視為潛在的客戶，而不是潛在的敵人。
就此而言，雖然存在種種弊端，但認為資本主義和全球化是政治沖突最佳解藥的觀點仍然頗具吸引力。即便過去賴以解決政治沖突的經濟藥方失去了一些效力，它們仍是我們的最佳選擇。
譯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