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縱觀全報告，筆者也不免產生三點疑惑，一是經濟增長目標反復權衡後仍定位於7.5%，這一增速恐怕一季度便要觸及。挑戰就在眼前，改革紅利釋放之前，如何平衡短期增長與長期改革目標？二是受房地產市場分化、去產能形勢嚴峻以及地方政府考核方式轉變的影響，如何防止投資增速大幅下降導致經濟失速的風險？三是財稅改革方面，房產稅與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權與事權或被推後，一旦財稅改革慢於預期，是否會出現由於改革缺乏協調性而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首先，7.5%增速能否和結構調整並存？

對於今年經濟增長目標，市場上一直有兩種聲音，一種認為應該保持在7.5%，滑落此區間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另一種則認為應該下調至7%或乾脆放棄，畢竟改革需要承受一定的陣痛，維持較高增速的GDP目標會導致政策受困，壓縮改革的空間和力度。

在筆者看來，決策層維持經濟增速目標不變主要用意是保就業與提振市場信心。但是考慮到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情況，考驗似乎就在眼前。例如，新年伊始，PMI持續走低、發電量回落、工業品價格與產量雙雙下滑等，一季度GDP可能已經接近政府增長目標下限。

而釋放改革紅利是一個長期過程，短期內增長下行壓力增大，克強經濟學是否仍會保持“不刺激”的內涵？中期改革目標與短期增長目標如何平衡面臨考驗。

其次，投資下滑能否承擔起“穩增長”的關鍵作用？

從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期增長目標為14.5%，與去年持平，顯示決策層對消費保持穩定仍有信心。外貿增速目標定調7.5%，雖比去年下滑了0.5個百分點，但進出口增速預期同時下調相互抵消，凈出口對GDP貢獻的變動率也有限。值得警惕的是投資，發改委預期今年固定資產投資將從18%下調至17.5%，去年則是從16%上調至18%，這一升一降的變化顯示今年投資或在三駕馬車中最具不確定性。

盡管投資目標已經調低，但在筆者看來，以下原因或將導致投資有跌破17.5%的可能。例如，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三分之一的製造業投資目前正面臨產能過剩與資金壓力，預計短期內難有好轉跡象。占到固定資產投資四分之一的是房地產投資，而今年房地產市場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如今二三線城市房價回落勢頭已也凸顯當地房屋庫存壓力，影響房地產投資增速。

基建投資一直被寄予厚望，這部分投資占到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五分之一左右，今年中央預算內投資也增加到4576億元，比去年增加200億元。但這部分投資與地方政府動力關系緊密，伴隨著乾部政績考核對GDP指標的淡化，對政府債務考核的嚴厲，官員執政的模式的改變是否會影響這部分投資？即便今年基建投資能夠有所提升，筆者也疑問僅靠這一項能否實現今年穩投資進而穩增長的作用。

最後，財政改革進展緩慢，是否影響改革的協調推進？

財政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被筆者認為是今年改革任務的重中之重。而從報告的描述來看，今年財政改革的推行步伐仍然謹慎。例如，就房產稅方面，表述為做好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立法相關工作，這意味著今年房地稅的鋪開可能性很小。

而就調整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方面，今年的任務仍是“抓緊研究”，“保持現有財力格局總體穩定”。言外之意，地方與中央財政關系的理順短期內很難破局。

如果財政改革慢於預期，筆者擔憂可能會影響其他改革的協調推進。例如，城鎮化與戶籍制度改革方面，報告提到今後一個時期，要著重解決好現有“三個1億人”問題，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而在筆者看來，資金是決定城鎮化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而這恰恰需要通過財稅改革來實現。

此外，報告中關於金融改革方面的表態則十分明確，重點包括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與擴大金融機構利率自主定價權、保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擴大匯率雙向浮動區間等等。而正如筆者早前專欄《中國金融改革五大矛盾》中所談，當前金融改革與國企改革、財政改革等配套改革存在步調不一致，比如大量預算軟約束企業仍然存在、貸款主體選擇與價格定價難以市場化等等，如果未來仍難以扭轉金融改革超前、財稅改革緩慢的局面，隨著利率市場化加快，旺盛的資金需求推高利率價格繼續上漲，反而進一步擠壓中小製造業企業生存空間，為今年宏觀經濟帶來較大風險。

總之，李克強的首次政府工作報告強調改革促增長、放權、民生、生態等，顯然切中要害，也不避諱問題和困難。筆者的三點疑惑，希望可以在此後的議討論中得到一些答案。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本文責任編輯 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