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11天的歐洲之行已經結束。習近平訪問的四國及國際組織給予其極高禮遇，這從某一個方面也反映了後金融危機時期歐洲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實力認知。本文不想談論這次訪問，而是想總結習近平自去年全面掌控黨政軍和外交大權以來，中國的外交在過去一年裡所出現的變化，它染上了明顯的習的個人風格。

一些學者將“習式外交”的特點概括為：以大國思維運籌大國謀略，顯得自信、沉穩而大氣；順勢謀事，不以成規為戒，不被舊律所縛，因而顯得靈活主動，剛柔並濟，有時候甚至出其不意。從而也被一些國外媒體視為中國強硬外交路線的開始。

習近平在國際事務上的強硬姿態雖然在中國國內引起很大爭議，但客觀地說，因他一改中國領導人“軟弱”的形象，也為他贏得了多數中國民眾的贊揚和支持。不過，上述對習近平外交特點的概括更多偏重於對習的個人風格的現象描述，而未揭示出中國外交在他領導下的深刻變化。筆者認為，在過去一年，中國外交同以前相比，出現了幾個明顯的不同：

一是大國外交開始起步。大國的外交並不等於大國外交，判斷大國外交的一個標志就是，外交是談別人的事，談世界的事，而不是談自己的事。中國雖然是個大國，但在很長時期里， 中國外交談的多數是自己的事，防禦的色彩很明顯。這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長期國力弱小，缺乏大國外交的資源和支撐手段，也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和意志。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到了習近平時代，中國積累了雄厚的大國外交的經濟硬實力，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比過去大為增加。目前，中國雖然還受一系列國內問題的困擾，制約了中國大國外交能力的發揮，但相對來說，中國在習時代，更積極主動地參與和解決那些涉及地區、全球和人類發展與和平的大事。

三是深耕周邊，孤立日本。在中國的外交佈局中，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是除俄羅斯之外，有鄰國數目最多的國家，與30多個國家的領土接壤。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中國同其中許多國家存在領土爭端和主權糾紛。因此，中國要崛起，必須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另外，搞好同周邊的關系，也是中國“反恐”和反分裂的需要。

中國周邊外交的兩大重點是中亞和東南亞。中亞外交主要是防範分裂新疆和恐怖主義，另外就是解決能源需求。東南亞外交則主要是防止這一地區的國家借美國的力量同中國形成對抗，同時在中日沖突中支持日本。在中國陸地領土問題基本解決後，剩下的領土糾紛主要發生在與南海幾個聲索國之間。這些國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靠美國，使得南海問題變得更為復雜。

在中國的周邊外交中，不能不提日本。日本是中國周邊實力最強的國家，也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中日因歷史和釣魚島問題而發生的外交糾紛，已經發展成為兩個東亞大國之間的全面對抗。這是中國外交面臨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有可能因一方蓄意挑釁或意外事件而演變為武裝沖突。中日兩國目前都在進行這方面的軍備擴充。中國總理李克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有關國防部分已經發出了明確的信號——“統籌推進各方向各領域軍事鬥爭準備”。

同時，為應對今後可能的軍事沖突，中日也都在做爭取外交同盟的工作。日本開展價值觀外交，用加大援助的方式，拉攏東南亞尤其同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其意圖是建立一個北從韓國，中經台灣，南到印度的民主弧形包圍圈，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要打破這個包圍圈，中國就需要反圍堵，孤立日本。這就是中國在去年為什麽召開有史以來第一次周邊外交工作會議的深層背景。在此次會議上，中國提出了新的周邊外交基本方針，即“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其後，習近平在訪問印尼和馬來西亞時，又倡導命運共同體。這次會議和習近平的訪問，除了預防美國深度介入南海後的變化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針對中日問題，一旦交惡要做好東南亞國家的工作。

四是外交戰略更為進取，外交手段更趨強硬，民意對外交的影響日益明顯。盡管中國政府確立了“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方針，但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外國感受到的卻是中國日益強硬的外交姿態。中國最高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包括剛結束的中國“兩會”——多次向世界表示，中國核心利益不容侵犯。這方面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去年11月23日中國出人意料地宣佈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範圍涵蓋釣魚島及其附近海域。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劃定，不僅是針對日本的反制措施，也有學者認為，它也是中國對美國主導的東亞舊格局，所發起的一次空前有力的挑戰。

中國進取的外交戰略和強硬的外交手段，首先源自習近平本人的因素，習近平的強勢風格已經從其反腐中可見一斑，針對外國對中國的挑釁，預計他會採取比前任領導人更不合作的態度；其次這樣的戰略也反應了中國實力壯大後的自然反應，其中當然也包涵著民意對外交的制約和影響。民意“虛幻”的大國感覺表現在外交方面，就是外交必須遷就民眾的民族主義需求。最高領導人提出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會刺激和膨脹大眾的“大國”意識，而此種意識不允許中國外交出現在民意看來是“軟弱”的表現，這就會倒逼中國外交在解決具體問題時傾向於採取強硬的方式和手段。

但這是否表明中國領導人拋棄了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方針？在外交學者之間，有爭論。至少從目前來看，即使沒完全拋棄，也是加強了這一方針中“有所作為”一面。完整的“韜光養晦”方針包含十六個字，過去更多地強調了“韜光養晦”， 現在則強調要“有所作為”。“有所作為”就表明，外交要進取，不能只是被動防禦。中國的《孫子兵法》說，“進取”本身就是最好的防禦。

五是外交的經濟因素及內涵出現了很大變化。中國已經由過去的外交為經濟服務，變為經濟服務於外交。外交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一般來說，經濟提供了外交所需的資源，而外交的目的，總是促進國家利益最大化，其中又主要表現為經濟利益最大化。中國在過去30多年，外交主要是為經濟服務，不但為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也直接介入和參與引資和引智的具體工作，這個階段的中國外交，很大程度上可稱之為經濟外交。

現在中國外交雖然仍為經濟服務，但隨著中國利益向全球擴散，外交對於塑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的作用更加顯著。且外交服務於經濟的內容已經發生變化，過去更多的是招商引資，從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後，外交今後更多的是保障能源安全。目前中國的石油進口量全球第一，占到所消費石油的60%，未來這一比例還會上升。中國石油的來源比較單一，主要是中東和波斯灣地區，其中，伊朗石油產量的1/5賣給中國，占中國石油進口量的11%，由於伊朗的核問題可能和西方會發生嚴重對抗，這種局面對中國和伊朗的石油交易產生嚴重沖擊。因此，如何保障中國的石油安全，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任務。

另一方面，中國也從過去的資本輸入國變為輸出國，在吸收外資的同時，中國也向外投資。最近10年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即FDI的增長率和總額兩項指標均急劇上升。統計顯示，從投資存量看，中國的FDI2003年為330億美元，2011年升至4247．8億美元。從投資覆蓋情況看，截至2011年，中國的FDI已經輻射到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存量占89%。從直接投資對象國看，大部分集中在鄰近中國的亞洲經濟體。從投資企業的數量看，亞洲居首，歐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從所涉及行業看，雖然分佈廣泛，但主導份額來自第三產業，第一、第二產業無論是存量還是流量均出現下降趨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目的也是補給能源、糧食以及其他國內比較稀缺的資源。如何保障中國企業順利地走出去，以及中國資本在全球的利益，對中國外交是一個新的考驗。

在引資階段，經濟的力量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外交受制於經濟，但在中國成為能源主要買家以及中國資本走出去尋找投資機會的情況下，買家的市場地位以及資本力量可以作為一種外交工具和手段為特定的外交目的服務。例如，中國發展同中亞國家的關系就通過所謂“新絲綢之路”計劃，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開路先鋒，將中亞國家與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捆綁在一起，把中國商品和市場力量投射到中亞國家，將這些國家的發展緊緊同中國聯系在一起。

此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中國還會利用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參與全球治理。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龐大的市場和消費力量，仍是中國最重要的硬實力。中國會利用這張牌來達成自己的外交目標。因此，不排除當一些國家與中國有領土爭端時，或者與中國產生其他沖突，中國會利用自身的市場地位作武器進行懲罰。2010年，中國就曾對日本暫停出口稀土作為一種懲罰。這也是中國外交在過去一年趨向強硬的一個原因。

習近平時代的外交與過去很大不同，它們還在演化中，趨勢還會更明顯。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文責編 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