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富人稅拯救資本主義
托馬斯•皮凱蒂 — 2014年04月07日
美國是個典型的例子。該國被視為舊歐洲世襲制社會的對立面。在19世紀歷史學家亞歷克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看來，美國充足的土地可滿足所有人購置房產的需求，以公民平等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可以在這里欣欣向榮。直到一戰前，美國財富集中在富人囊中的程度還遠不及歐洲。但在20世紀，這種情況卻發生逆轉。
1914至1945年期間，歐洲的財富不平等現象因為戰爭、通脹、國有化和稅收而減弱。之後歐洲各國建立起來的制度雖然缺陷頗多，但結構上比美國的制度更平等、更包容。
諷刺的是，歐洲許多制度的靈感恰恰源自美國。例如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初，英國用高稅率打擊那些高得離譜的收入，使收入分配保持均衡合理。但這種帶有沒收性的所得稅是美國的發明——美國在兩次大戰期間率先設計出了這種稅制，以避免像階級分化的歐洲那樣出現嚴重的不平等。美國的高稅率試驗沒有損害增長，其當時的增速高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水平。這個理念理應恢復，尤其應當在它的首創國恢復。
人們常大談本國英才教育體制的優點，但不論是在法國、美國還是其他地方，這種說法基本不符合事實。人們這麽說，往往是為了找理由說明現有的不平等現象是合理的。美國曾經是在大學錄取方面最為開放的國家之一，如今的錄取卻嚴重不平等。建設兼具效率和機會平等的高等教育體系，是所有國家均面臨的重大挑戰。
大眾教育很重要，但它無法保障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美國收入不平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加劇，很大程度上體現在頂層群體的巨額收入。為什麽？管理者的技能進步是否比其他群體更大？在大企業中，很難確定每個人的工作會貢獻多少價值。但另一個假設——即高層管理人員通常有權自定薪水——更能得到證據的支持。
即便薪資不平等得到控制，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另一大邪惡力量的存在往往將普通的財富不平等放大到極端水平。一個常見的情況是，資本所有者積累回報的速度快於經濟增速，不斷擴大資本家的利益份額，犧牲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19世紀不平等加劇的原因是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速，而相同的情況有可能在21世紀重演。《福布斯》(Forbes)全球億萬富豪排名顯示，在1987至2013年期間，最富人群的財富增長率是世界經濟增速的三倍還多。
美國不平等狀況如此嚴重，而政治進程又牢牢地掌握在最高收入群體的手中，必要的改革也就無法發生——這頗像一戰前的歐洲。但這不應當壓抑我們的改良熱情。理想的解決方案是按照個人財富凈值徵收一種全球性的累進稅。事業剛起步的人只需交很少的稅，而財產億萬的人要繳納重稅。這將遏制不平等，讓成功變得更為容易。這會將全球的財富動態置於公眾審視之下。缺乏財務透明和可靠的財富統計數據，是現代民主國家的主要挑戰之一。
當然還有其他選擇。中國和俄羅斯也必須拿富裕的寡頭開刀，而他們有自己的手段——實施資本管制，用監獄高牆控制住那些最有野心的寡頭。對於更青睞法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國家，全球財富稅是更好的措施。或許中國會比我們更快接受這種想法。
通脹是另一種潛在的解決方案。過去，它有助於減輕公共債務的負擔，但也侵蝕了較不富裕人群的儲蓄。相比之下，對巨富徵稅似乎更可取。
徵收全球財富稅需要國際合作。國際合作雖然困難，但是可行。美國和歐盟(EU)各占全球產出的四分之一，如果它們能夠步調一致，建立全球金融資產登記機制也就指日可待。對於拒絕合作的避稅港，可對其予以製裁。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許多人或許將轉而反對全球化。假如有朝一日他們有了共同的聲音，那將是已被遺忘的提倡民族主義和經濟孤立的聲音。
本文作者著有《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譯者/徐天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