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錯誤的自由貿易　傷害公眾利益

聽聽歐巴馬怎麼宣傳ＴＰＰ（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貿易伙伴關係」、「會創造更多的就業」。這些鼓吹ＴＰＰ的說帖聽起來十分耳熟，「自由貿易」彷彿各國政府流行的高級修辭。

「我通常是支持自由貿易的，但如果ＴＰＰ夭折了，我可能不會怎麼灰心洩氣，甚至還會有點如釋重負，」說這話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R. Krugman），原因是他認為對受惠產業有益的事情，不一定總是對美國有利。

商業利益不能優於國家利益

持相同觀點的是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他在《自由貿易這場戲》（The Free-Trade Charade）一文中分析，比起過去，關稅已經降到很低的今日，各國的自貿協議往往不是要建立真正的自由貿易體系，多半是為了政治的考量。

他主張，在進行貿易協商談判之前，應該把握三個基本原則：第一，任何貿易協議應該要對等。其次，任何貿易協定，都不能將商業利益置於廣義的國家利益之前。最後，過程必須要透明。

史迪格里茲認為，典型的貿易協議都將商業利益優先於其他價值，例如像是環保、文化等利益，往往被忽略犧牲。只有少數如法國，希望在談判協議的過程，將「文化」排除在外，以支持其藝術電影的發展。像這類以及其他廣義的公眾價值，應該是不可以談判的。

他也認為，自由貿易不能夠一體適用。因為，每個國家的需求不同，有不同的政治局面與制度，經濟發展階段也各不相同。

身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被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弗曼讚為「對真實經濟運作直言不諱」。三月中，他在《紐約時報》發文，再度闡釋他對於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觀察。

雖然，他文中分析的主體美國，有廣大的內需市場，台灣則是高度依賴貿易，兩者或許在「自由開放」與「保護」的抉擇與衡量會有所差異。但在急著擁抱自由貿易之前，別忘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百分之百純粹的自由貿易。在各方論辯自由貿易協議的優缺得失之際，我們需要更了解它的侷限。

以下是史迪格里茲這篇〈掉入全球化的錯誤端〉（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重點摘錄︰

一談到「貿易協議」，大家可能就目光呆滯、兩眼發直。但我們都應該注意，一不小心就可能掉入錯誤的全球化。

先來解決一下歷史問題。今天的貿易協議與二次戰後主張的降低關稅，已有很大的不同。當各國的關稅降到極低，貿易擴張，各自發展優勢產業，生活水準得以提升，今日貿易協議的談判重點也轉向「非關稅障礙」。

「去管制」的代價全民買單

為了企業的利益，貿易協議的促進者大力推動「去管制」，冠冕堂皇地宣稱，這是為了提高效率的良善。可是多數的法規（也就是所謂的「管制」），即使不完美，往往都是有理由的，例如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發展，以及環境。

這樣積極「去管制」的貿易協議風險就是，代價由全民買單。貿易談判者被說服，貿易協議是對貿易及企業獲利有好處的。但是剩下的我們，將會是大輸家。

這也就是為什麼，祕密協商風險特別高，因為我們正是談判桌上的高額賭注。如果協商是祕密的，就沒有辦法以民主的程序檢視查核，對協議的負面影響，也將無從限制。

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對自由貿易協議熱情支持，包括許多經濟學家。

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增加失業

自由貿易是早期經濟學的中心原則。沒錯，貿易有贏家也有輸家，贏家永遠可以補償輸家，所以自由貿易是雙贏的。不幸的是，這樣的結論有前提假設，其中更有許多是完全錯誤的。

例如，傳統理論中，假設勞工可以在工作之間無縫接軌、自由轉換；假設經濟是處在完全充分就業，在部份經濟學家的理想上，因全球化失業的勞工，可以快速從低技術部門轉到高科技產業。只是在高失業率，特別是長期失業比例如此之高的今日，我們不該再自滿於自由貿易。

貿易協議的「去管制」，使得開發中國家付出高額的代價，雖然他們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已開發國家如美國，也同樣遭遇衝擊。由於管理不善的全球化，這些建立在李嘉圖「比較利益法則」的貿易協議，實際上會有增加失業率的風險。

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工作外包，利用國外便宜的勞動力生產，可以將便宜的產品銷回美國。但美國勞工卻面臨與國外廉價勞動力的競爭，不只造成失業，也影響到保住飯碗的人，因為高失業率使得調薪的壓力降低了。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一個全職的男性勞工，實質中位數所得比四十年前還要低。

政治加劇了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表示，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但不代表贏家會這麼做。

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相反的是，他們不會這麼做的。貿易協議的擁護者經常說，為了保持美國的競爭力，結果不僅工資被削減，對於促進公眾利益的稅收與支出也是。擁護者認為，為了長期的利益，我們應該要接受短期的痛苦。但別忘了凱因斯告訴我們的，「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在這一系列的討論中，我重複強調兩個觀點。

第一，美國貧富差距達到三十年來的最高峰，是政策及種種法令造成的結果。當總統強調「不公平」是國家的首要問題時，每一個新的政策法令，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好好加以檢視。

破解涓滴經濟學的迷思

像ＴＰＰ這類加深貧富差距的協議，企業固然獲利了，用傳統方式計算的GDP可能（但也不保證）會上升，受衝擊的卻是一般民眾的福祉。

這也延伸出我第二個觀點，我再次強調，補貼移轉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認為，政府財政補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是個迷思。

像ＴＰＰ這樣的政策，壯大了企業，卻不一定會幫助到中產階級，更不用說是底層的民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