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充分理解中國崛起的現實
薩默斯 — 2015年11月11日眼下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猶如全球經濟對它的影響一樣大，這是數世紀以來的頭一次。未來數年，中國占全球收入、貿易和大宗商品需求的比例很可能達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同時，隨著其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增加，中國的重要性只會不斷攀升。
我上周結束中國之行時帶回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對於抱何種目標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對於中國的中短期政策目標，對於處理合作和不可避免的緊張局面所亟需的機構架構，全球缺乏共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正確的。但是這種新型大國關系必須納入經過大幅修改和升級、甚至是全新的國際經濟架構之內。
第一個應該明確的問題是，美國和全球社會的目標是看到中國作為全球繁榮的支撐力、社會和政治積極變革的推動力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還是從經濟上遏制和削弱中國，從而降低中國對全球造成威脅的能力。這在北京看來是當前的重大問題，而不僅僅是保護主義者和政界人士的尖刻辯論。
很少出現排外或者激進想法的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發表了一篇由美國高級外交官起草的報告，指責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扶植中國的努力，並呼籲採用“平衡策略”，包括“建立全新的特惠貿易安排……有意將中國排除在外”。在奧巴馬當局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TPP)貿易協定提出的支持性理由中，不少都涉及一種想法，即該協定將提升美國相對於中國的競爭力，並將削弱中國在決定全球貿易規則上的影響力。
如果世界的目標是抑制中國的經濟表現，那麽就不能指望與中國建立經濟合作。正如習近平不久前在倫敦受到的盛情款待所表明的那樣，如果美國不與北京建立經濟合作，它或許會與傳統的盟友漸行漸遠。如果中國的經濟表現大幅惡化，美國的平衡策略可能會引發充滿敵意的民族主義反應。這並不是說華盛頓對中國在經濟領域的表現的顧慮全是錯誤的，也不是否認應該大力推進合作。而是說，我們的目標必須繼續鎖定在共同增長和繁榮上。
第二，中國正面臨著基本經濟政策上的抉擇，而這將對整個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在當前中國經濟放緩、中國財富所有者希望向海外進行資產多樣化之際，既支持中國金融市場自由化又希望人民幣匯率走強（像美國一些人一樣）是不合邏輯的。如果中國想在未來十年持續強勁增長，必要的改革——比如關停不盈利的國企、對地方政府大舉借貸大興土木進行限制——無疑會對短期內的增長造成影響。這將會削減中國從世界其他地區進口的需求，增加中國的貿易順差。
理智的政策對話需要認識到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之間的沖突。認識到下麵這一點對世界可能有好處：世界最大的利益在於中國追求更多改革，即使是以未來數年中國對全球需求的貢獻適當降低、以及可能出現超出我們接受範圍的匯率貶值為代價。
最後一點，機構架構的問題。過去一年出現了一項中國未參與的重要亞洲貿易一體化努力——TPP，以及一家美國未參與的重要金融機構——亞投行(AIIB)，這很難說是什麽吉祥之兆。更糟糕的是，美國國會未能批準讓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權上升至超過比利時的改革，此舉顯示出對全球現狀令人不安的漠視。如果全球經濟想要回到正軌，那麽就迫切需要中美兩國均擁有恰當角色的機構。
在《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書中，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斷言了經濟的首要地位，並評論道：“未來的危險不在於邊境和主權，而在於食物、煤炭和運輸”。他呼籲推出強有力的政策以促進共同繁榮和合作，卻無人理睬，這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如今，未來的風險與中國崛起以及商業和經濟領域緊密相關。讓我們希望，我們能夠發現妥善處理它們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