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衰退的長期陰影下

美國和歐洲仍生活在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元區危機的陰影之下。更好的政策本來是否能避免這一結果；如果能，會是什麽政策？

復蘇正在進行，但程度有限。受危機影響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變動現在幾乎普遍為正值。但GDP仍遠低於根據危機前趨勢預測的水平。在多數情況下，增長尚未恢復如初，主要是因為生產率增速下滑。在歐元區，今年第二季度的GDP仍低於危機前水平。在受危機影響的歐元區成員國，回到危機前的產出水平仍遙遙無期。他們將遭遇“失去的幾十年”。

從23個高收入國家的樣本出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勞倫斯•鮑爾(Laurence Ball)總結稱，潛在產出損失大小不一，從瑞士的零到希臘、匈牙利和愛爾蘭的逾30%。他總結稱，總的來看，今年的潛在產出將比根據危機前趨勢預測的低出8.4%。他指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帶來的破壞性大致相當於損失整個德國經濟。

鮑爾教授以及最近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安東尼奧•法塔斯(Antonio Fatas)和哈佛大學(Harvard)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做研究的主要結論是，潛在產出的估值在跟隨實際產出。這表明，滯後作用——過去經歷對後來表現的影響——非常大。造成滯後作用的可能原因包括：長期失業對於就業能力的影響；投資放緩；金融業支持創新的能力下滑；以及動物精神的普遍喪失。

今年，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詹森•弗曼(Jason Furman)提出了危機後投資水平低下的影響：在危機結束後，投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度降至很低的水平（見圖表）。這一點在美國很明顯，實際上其投資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的估計值為負。

滯後假說沒有得到一致認可。危機後產出長期滑坡至少還有3種其他解釋。

首先，有人辯稱，信貸熱潮使得危機前對潛在產出的估值遠遠高於可持續水平。對這種觀點的一種反駁是，信貸擴張對資產價格的推漲作用遠遠超過對實際支出的促進作用。前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主席阿戴爾•特納(Adair Turner)在他的著作《債務與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中闡明瞭這一點。對這種觀點的進一步反駁是，這混淆了債務對需求結構的貢獻與其對整體供應的影響。

危機後產出滑坡的第二種解釋是新技術對產出的影響被低估。然而，即便確實如此（這是可能的），它也無法解釋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後生產率增速為何大幅下滑。在英國衡量新技術影響的難度也沒有相對於美國突然上升。英國是生產率增速受到危機後經濟放緩的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而美國是這些新技術的發源地，生產率放緩卻相對不嚴重。

最後一種解釋是生產率增速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前就放緩了。在美國，事實似乎確實如此。但其他地區則不那麽明顯。

總的來說，滯後假說非常強大。這就是避免大規模危機並對任何危機做出有力回應、以將經濟影響降至最低如此重要的原因。否則，這種惡性循環可能會對趨勢造成永久性破壞。

這進一步提出了兩個問題：此次危機的負面效應本來是否可能更小？危機能否逆轉？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這需要更有力的財政和貨幣回應，以及對受到破壞的金融機構進行更大規模重組。特別的，歐元區本應做的更好。然而，即便是現在，歐元區也缺乏這種意願以及所需的機制。

至於產出水平下降和增速滑坡能否逆轉的問題，答案必然也是肯定的。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人均GDP就重回延續1929年之前趨勢所應有的水平。遺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的財政刺激充當了當時的政策救世主。它無法在和平年代復制。即便如此，回到危機前的增速趨勢至少是可能的。對需求的大力支持加上對長期供應的投入（特別是通過加大公共投資）將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

還有證據表明，衰退加劇對繁榮有長期影響。一個結論是迅速採取措施恢復需求至關重要。另外，證據現在明確顯示，高收入大國擁有採取果斷行動的政策空間。不管很多人曾在2010年說過什麽愚蠢的話，他們根本從未面臨變成希臘的危險。美國甚至歐元區本應做出更大膽的回應。

經驗表明，還有一些事同樣重要。或許我們很難避免危機，但讓危機只以小規模、低頻率發生至關重要。金融危機會導致嚴重衰退和長期放緩，部分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害怕做出足夠有力的回應。因此，我們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問題只是加強監管的方式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