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乎尋常的全球性焦慮

2015年，世界主要權力中心似乎都彌漫著一種不安和不祥的氣氛。從北京到華盛頓、從柏林到巴西利亞、從莫斯科到東京，政府、媒體和公民全都感到緊張和不安。

這種全球性的焦慮異乎尋常。過去30多年來，不管什麽時候，都至少有一個世界強國極為樂觀。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仍沉浸在長達數十年的繁榮之中，自信滿滿地在世界各地收購資產。上世紀90年代，美國沐浴在冷戰勝利和長期經濟擴張的光輝中。本世紀初，歐盟(EU)樂觀自信，發行了單一貨幣，成員國數量幾近翻倍。而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期，中國日益增強的政治和經濟實力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然而，就當前而言，所有的大國似乎都有些茫然，甚至是擔憂。我今年遇到的唯一有些例外的是印度——該國政商兩界精英似乎仍然受到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改革熱情的鼓舞。

相比之下，在日本，對名為“安倍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減弱，人們不再那麽相信這種改革能夠真正打破該國的債務和通縮周期。與中國持續的緊張關系也加劇了日本的不安。然而，我在今年年初訪問中國後得到的主要印象是，這個國家也感覺要比兩年前不穩定得多。中國政府輕輕鬆鬆實現每年8%或者以上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對國內金融穩定的擔憂正在積聚，夏季股市動盪就是例證。

然而，不安主要還是源於政治領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比其前任更具活力，但也更不容易預測。官員和商人感到不安，他們擔心在反腐運動中被抓——反腐已經導致逾10萬人被捕。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對全球產生了影響。當中國點燃大宗商品繁榮的時候，巴西經濟就像一個被快艇拽著的滑水運動員一樣高速行進。然而，如今巴西經濟已沉沒於波濤下方，經濟收縮4.5%。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深陷腐敗醜聞當中，並遭到了彈劾。

歐洲也很沮喪。今年巴黎遭受了兩場血腥的恐怖襲擊。隨著希臘瀕臨被逐出歐元區，困擾歐洲大陸多年的經濟危機可能在明年7月達到高潮。與此同時，作為歐洲政治和經濟標桿的德國現在則被逾100萬難民的涌入弄得焦頭爛額——這些難民大多是為了躲避中東戰亂而進入德國的。歐元已經在德國和南歐國家之間造成裂痕，難民危機又讓德國與東歐國家產生不和。同時，英國威脅要離開歐盟，而法國空前之多的選民轉向支持極右翼黨派。

如果你從經濟數據判斷，美國應該是所有這些陰霾中的例外。美國連續六年經濟增長，失業率在5%左右，並且在互聯網經濟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公眾情緒仍很糟糕。作為美國兩大政黨之一的共和黨可能真的將粗魯的煽動家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名為總統候選人，這一前景表明美國並非泰然自若。實際上，特朗普的整個競選活動以及共和黨其他主要競爭對手的競選活動都是建立在如下觀點之上：美國正在危險地衰落。除了這些國內因素以外，這種全球不安的背後還有共同因素嗎？顯然，全球經濟沒有完全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人們還普遍擔心，在多年非常規貨幣政策之後，另一場金融或經濟危機可能正在醞釀當中。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東地區的內爆仍在持續。事實證明，中東地區以外的強國無法恢復該地區的秩序，它們發現，混亂正以難民危機和聖戰恐怖主義的形式蔓延至非洲和歐洲。

最大的共同因素也是最難解釋的——不斷發酵的反精英情緒，加上對不平等的擔憂以及對法國、巴西、中國和美國這樣截然不同的國家隨處可見的腐敗的不滿。在美國和歐洲，此類抱怨往往與盛行的國家衰落說法聯系在一起。這些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焦慮對政治產生影響，引發了對習近平、特朗普或者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等“強勢”領導人的需求，這些領導人承諾（無論多麽的虛偽）會拿腐敗的精英開刀，為小人物做主，並維護國家利益。

全球陰霾讓國際政治體系感覺就像是一個仍然難以從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患上的重病中恢復的病人。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重大沖擊，復蘇應該會逐漸加速，最糟糕的政治症狀可能消退。然而，病人是虛弱的。另一場重大沖擊，比如一次重大恐怖襲擊或者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就可能帶來切實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