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應該“戒掉”貨幣刺激之癮

七年來，由政府出台的非比尋常的刺激計劃為世界經濟提供了支持。如今，世界需要擺脫對非常規貨幣政策的依賴，致力於實現私營部門主導的增長。美聯儲加息猶如吹響了號角。中國市場遭受的重創突顯全球不確定性加劇，也說明有必要採取新舉措。2016年或許可以從三個主要方面入手來促進增長。

首先，美國前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警告，由於全球需求不足，世界存在“長期性增長停滯”的危險。他還將已持續數十年的全球化趨勢放在上世紀30年代末興起的一種理論之下來闡述。薩默斯擔心，新興市場將面臨全球需求低迷、資本流出、投資前景變差以及匯率貶值。在缺乏新需求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將拖累發達國家，這反過來將進一步抑制發展中國家的增長。

根據這種理論，作為世界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增長來源，中國正面臨艱難轉型，即從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為以服務業為重心的經濟。在全球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將通過貨幣貶值，以吸引有限的需求，這將引發其他國家採取保護主義的對抗措施。解決辦法是大規模政府支出，特別是在基礎設施領域，通過以極低利率借款融資。

在肯尼思•羅格夫(Kenneth Rogoff)看來，全球經濟正處於債務“超級周期”的較晚期階段。他提供了第二種視角。羅格夫教授所教的歷史課表明，隨著金融過度行為(financial excess)所造成的負擔逐漸減輕，增長將復蘇，不過會相當緩慢。系統性市場危機——一股全球性風暴，包括美國和其他地區的住房市場崩盤、歐元區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和新興市場的金融動盪——已經懲罰了全球經濟，並判了很長的緩刑期。

如果羅格夫教授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薩默斯提出的大規模政府支出只會拖延這種債務頑疾。相反，羅格夫教授會著眼於減輕債務人的困境，具體做法包括將利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負值，並重組債務，同時為生產性投資創造條件。他也看到了基礎設施投資的好處，不過他對浪費性政府項目感到擔心。

第三個增長方案是將政策重點重新放在提高生產率和增長潛力，特別是在私營部門。諾貝爾(Nobel)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和前美聯儲理事凱文•瓦爾許(Kevin Warsh)等供應學派擔心，非常規政策會扭曲私營部門對投資、利潤、稅收、估值和未來政府行為的預期。他們強調，會推動私人資本投資（從而推動薪資和利潤的增長）的需求是預期的未來需求。相比之下，旨在促進短期需求的政策實際上在未來可能會抑制企業信心；它們可能會依賴合並、收購和股票回購，而非長期巨額投資。

同樣，其他人呼籲通過稅收和監管政策鼓勵私營部門投資和就業。此外，開放貿易政策、旨在提高勞動參與率的鼓勵政策（包括針對女性和殘疾人）、合法移民以及更有效的教育和培訓可能也會提高潛在經濟增速。創建鼓勵科技進步的科學、教育和創業環境將創造機會。問題是，事實證明，這種結構性增長改革在政治上很難實施。在民粹主義者和本土主義者的崛起使政治領導人受到震撼的情況下，依賴政府支出或央行會更加容易。

2016年最重要的問題是，各國是否會勇敢地推行關鍵結構性改革。對於中國和很多其他新興市場而言，這些改革是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需要射出他的“第三隻箭”，包括引入競爭、加強公司治理以及鼓勵更多女性就業。對於歐元區而言，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工作和投資激勵以及更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至關重要。對於美國而言，問題是公眾是否會選出將攜手重燃私營部門活力的總統和國會。

如果在2016年沒有出現從貨幣政策向增長政策的轉變，那麽薩默斯和羅格夫所設想的未來成真的可能性更大：增長乏力；匯率沖突；以及民粹政治和分配鬥爭——由於舉步維艱的經濟停滯不前，還可能不時爆發小規模危機。政治領導人要麽現在努力塑造本國的命運，要麽等著十年經濟試驗的秋後算賬。

本文作者曾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和美國貿易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