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常態”面臨四大挑戰

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將發生什麽轉變？對於關心世界發展前景的人而言，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參加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China Development Forum)，為我提供了觀察中國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未來挑戰的一個不錯的窗口。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的學者們為論壇準備的演講和論文為我們提供了洞見。

中國當前面臨著四大主要挑戰。第一是如何轉變增長模式——既在數量上也在質量上。第二是如何相對平穩地管控潛在增長不可避免的放緩。第三是如何管理好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對接。最後是如何掌控國內政治演進。

首先，中國已經接受了趨勢增長率的下降。“十三五”期間（2016年-2020年），預計每年經濟增速不會低於6.5%。雖然按國際標準衡量算快的，但對中國而言卻是較慢——至少相對直至最近的幾年（見圖表）。

然而，這一增速仍將幫助中國實現2020年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比2010年翻一番，也將實現前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的2020年之前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到那時，按購買力平價算，中國實際人均GDP應該接近美國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國整體增速大幅放緩並不必然導致國民福利增長大幅下滑。過去，伴隨經濟急速增長的是低回報投資、產能過剩、環境污染、不平等日益加劇以及社會消費領域（尤其是環境、醫療和教育）投資不足。即使GDP增長大幅放緩，中國也可能實現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實際上，如果能完全放棄GDP增長目標、轉而設定公共、私營部門消費增長目標，或許會更好。

在論壇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強調了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計劃。他還強調了向創新型經濟轉型的必要性以及控制污染的緊迫性。向低碳經濟轉型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此外，“十三五”規劃承諾改革城市戶籍登記制度（戶口），以鼓勵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這將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這也帶來了與之密切相關的第二大挑戰。這些向好的長期變化無法掩蓋當下的陰霾。正是在一個經濟體增速放緩時，其內在的不平衡將突顯出來。中國的投資占GDP比重接近45%。隨著增速放緩，這一異常高的水平很難具有合理性。此外，這種高比例的投資還帶來了債務的爆炸式增長以及全要素生產率（衡量技術進步的指標）增速下滑。這樣的增長路徑不可持續（見圖表）。

隨著經濟放緩以及增長重心從製造業和建築業轉向服務業，私營部門的投資需求必然會萎縮。但投資同時帶來了近乎一半的需求。在投資增速放緩的同時維持總需求水平將非常具有挑戰性。政策制定者擁有防止金融危機的工具，但要避免需求（以及增長）出現意外的大幅放緩將非常困難。

政策制定者已經禁不住誘惑要重啟信貸驅動的投資引擎。然而，這樣做將推遲必要的調整，而且幾乎肯定會給未來帶來更大的調整性沖擊。

這進而帶來了第三大挑戰：管理好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對接。高儲蓄的中國的經濟放緩帶來了雙重挑戰。其一是對全球需求的影響，尤其是大宗商品。其二（現在同樣明顯）是過剩資本外流削弱匯率、進而導致出口增加、經常賬戶盈餘擴大的趨勢。北京似乎已經準備好大量動用外匯儲備，而非大幅收緊資本外流管制或是讓人民幣匯率下跌。如何解決這些壓力將帶來全球性影響。

幸運的是，在利用過剩儲蓄推動海外發展方面，中國政府已經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包括加強投資海外交通基礎設施的“一帶一路”計劃，以及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中國現在的年度總儲蓄額約為5萬億美元。在國內外找尋高效利用這筆巨額資金的途徑將是一項挑戰。

最後，中國設想中的向繁榮的市場化經濟轉型將帶來巨大的政治考驗。北京方面必須果斷行事，同時響應人民的要求。目前，在經濟方面，中國政府似乎異常地優柔寡斷，但在政治上威權色彩卻日益濃厚。

只要不是傻瓜，任何人都知道政治不穩定對中國和世界而言都將是一場災難。同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擊腐敗、並以此加強共產黨合法性的願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很難相信，一個創新、開放的中國可以被無限期地束縛在一個全能型一黨制政府的“緊身衣”之下。中國的政治制度必須要超越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一個世紀前發明的“民主集中制”。

所有這些挑戰都很艱巨。但中國之前的成功為未來的成功提供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