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轉新自由主義
文/丁予嘉(國票金控總經理)
經濟史上說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70年代發揚光大，不僅讓幾個原本奉行社會主義的拉丁國家翻轉過來，在美國總統雷根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手中更發揮到極致，且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簡稱IMF）與世界銀行（WB）等國際機構列為政治正確的理想經濟邏輯。該理論精神取自於對效率的崇拜，包括倡導自由化、私有化與市場化，對內反對政府干預，對外則支持自由貿易和分工，這對當時全球財富水平仍低的時代而言，新自由主義無疑鼓勵有為之士勇於開墾拓荒，難怪眾人心嚮往之。
然平心而論，大環境已今非昔比，該墾的荒早被密集的人口占據，如沙漠中墾不了的荒也因技術進步而堆起了高樓，好聽的說法是人定勝天，直白的說法則是明知不可為而為，想必有些不符自然法則的地方，還藏著技術持有者的超額利潤空間。可是，大家或許會問，為了促進私部門的效率，放手讓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何罪之有？原本是這樣沒錯，但差別在於，集中利潤對財富分配的長期影響，還有業主將大筆資本投入、日後是否得以回收的道德風險，甚至有否隱含未知、且未必立即發生的環境成本等，都有必要為利潤極大化的思想踩些剎車。
所以，正如同物極必反一樣，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逐漸加大，幾大副作用也隨之而來。其一是勞方對資方的反擊，特別是後者挾「每一會計年度」股東權益的最佳化，輕忽了企業內部中由勞方貢獻的長線價值，以致勞方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得主張最低工資、或是集體談判權等形式與資方抗衡，惟此類談判往往無疾而終，突顯制度框架能為勞方主動提供的保障不多。其二是環境成本，這點經常都只能由公部門依著再也顯著不過的證據向資方求償，然賠償金對大企業來說都只是杯水車薪，如再進逼則得面臨產業外移的短痛，惟經濟若能因此轉型，應該算是美事一樁吧。
然而，上述指的都還只是一國之事，國與國之間可就不易存在開放市場、效率競爭的平和空間，特別是在產出已經過剩的時代下。眾所周知的是，當今全球財富版圖落在先進大國手中，新興市場做為大國的供應鏈，說與大國唇齒相依也沒錯，但大國多數時候還是以技術持有者之姿，享有高出供應鏈許多的所得水平，如國內媒體報導台廠只能分食不到1%的蘋果手機利潤，顯見兩方財富落差。當然，供應鏈肯定會想要仿而效之，以中國而言，今年前四個月中企對外收購的總額已超越去年全年，收購標的也以科技、產業知識等為主，只是策略就算有眼光，對手國一看便知，於是防堵動作頻頻，說穿了還是基於自利，保護主義難免。
以上一切邏輯，在最近期一篇由IMF研究部門發表、題為「新自由主義：超賣？（Neoliberalism: Oversold？）」的報告中，皆可見IMF自我批判的痕跡，而迫使IMF如此省思的是，新自由主義的過度使用，有沒有可能反噬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放眼望去，說自己經濟走向L型的國家愈來愈多，而金融海嘯後，號稱不顧一切的央行看來也治不了百病，總之該是時候調整一番了，做法呢？先從對央行的依賴中獨立，坦誠地從改革分配中著手，或許在L型中還有一絲生機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