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對經濟增長的未來盲目樂觀

文/馬丁·沃爾夫(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譯者/何黎

“有些發明比其他發明更重要。”這是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其著作《美國增長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中提出的最重要觀點。這本書對1870至1970年間美國經濟轉型及隨後的放緩進行了深入分析。增長既非必然，也不會勻速。由於技術突破相對狹窄，我們正處於一個增長令人失望的時代。

傑出的經濟史學家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堅持認為，這種“悲觀情緒一直是通往現代世界的糟糕指引。我們在物質和精神方面比兩個世紀前富有得多。”她說得沒錯。但戈登教授回應稱，我們並非以恆定速率變得更加富有。相反，某些時期的增長比其他時期更快，甚至工業革命以後也是這樣。

在人均和每小時產出方面，1890年後的時期出現了持續增長。但1920至1970年這段時期比之前和之後的時期都更具活力：在這半個世紀，每小時產出每年增長接近3%。衡量創新的更佳指標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產出增長減去勞動力和資本新增投入的貢獻。這個指標更加讓人吃驚。美國經濟經歷了兩個快速創新時期：1920至1970年，以及速度慢得多的1994至2004年。（見圖表）

這帶來了三大問題。

首先，為何聚焦美國？答案是，美國自1870年以來一直處於全球創新及生產率提升的前沿。二戰前一段時期，有一或兩個歐洲國家也具有高度的創新能力。從那以後，只有美國獨步全球。

第二，如何解釋生產率增速先升後降？戈登教授的答案是1870年後出現、並於1920至1970年間投入應用的創新的速度和多樣化。這一時期出現了能源革命：開採石油、馴服電力以及發明內燃機。這一時期見證了化學工業的誕生以及清潔水供應和污水處理的革新性進展。

這場能源革命繼而催生了各種機器設備：電燈、電話、收音機、冰箱、洗衣機、汽車及飛機。它們通過城市化以及將家庭並入電網帶來了生活方式的轉變。後來，由於經濟需要有文化、受過訓練的工人，它們又推動了一場教育革命。相比之下，自1970年以來，高收入國家發生的變化相對較小。1994至2004年間的生產率大幅提升反映了互聯網的影響。這種影響降臨了，但不久又消失了。

第三，錯誤的衡量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結果？答案是扭曲很嚴重，但並不是使當前表現相對過去看起來更好。情況更多是反過來。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實際上被大大低估了。原因之一是這一數據納入新發明存在延遲：直至1935年美國才有了汽車價格指數，而這時汽車已被發明瞭幾十年。如今，此類延遲已大大縮短。測算失敗的另一原因在於很難評估新模型的改進。

更重要的是，GDP並非衡量生活水平的好標準。戈登教授指出，GDP無法體現如下所有這些的價值：增加的食品種類、城市街頭消失的馬糞、更快的出行速度、通訊方式的轉變、娛樂質量的改善、集中供熱帶來的更強舒適性、家庭勞作的減少、工作強度及危險度的降低、輕松獲得的清潔水、包裝食品的安全性以及（最重要的）預期壽命的大幅提升。在富裕國家，如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沒理由認為如今GDP或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比以前更多的低估。增長放緩的原因是發明創造變慢了。此外，現在創新的影響範圍比過去縮小了。

更糟的是，享受創新好處的人群範圍似乎縮小了。自1972年以後，不但美國實際收入增長低於以前，而且收入分配偏向收入最高的那10%人群。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麽美國及其他高收入國家的政治情況日益令人擔憂。

戈登教授所講的故事既推翻了對經濟增長的盲目樂觀，也推翻了對就業末日的盲目悲觀。我們既不身處經濟空前繁榮時代之中，也沒瀕臨就業崩潰時代。這一部分是因為技術進步如此有限，還因為我們經濟中有很大比例不受生產率快速上升的影響。所以在2014年，房租、醫療、教育和個人護理等服務業消費足足占了美國消費的三分之二。這些行業所面臨的挑戰並不是所有工作都將消失，而是很難讓它們消失。產出構成向很難提高生產率的行業傾斜，是經濟放緩的重要原因。

有人認為生活水平必定長期穩定快速增長，這是個不切實際的願望。相信一些“結構改革”將解決這個問題，同樣也只是一廂情願。目前的關鍵是政策上要盡可能促進發明和創新。但我們千萬不可以假定輕易就能回到那個久違的，充滿活力的時代。此外，當前增長好處的分配不均將成為越來越大的挑戰。我們處於嚴峻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