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專家？
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後，時任英國外交大臣委托進行了一項秘密的內部調查：為什麽英國外交官未能預測這場革命。調查報告發現，其中一個問題在於，除了伊朗國王周圍的精英人士，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很少與其他人士接觸。
後來的歷代英國外交官都將這一教訓牢記於心。他們高度重視所謂的“第一線真相”：外面的氣氛究竟是怎樣的；人們真正在想什麽。一位英國前駐伊朗大使會查看使館人員的鞋子臟不臟。“如果不臟的話，我就知道，他們沒有走出使館走訪城裡的民眾。”
經濟學專業人士可以從中取經。查閱近幾年英國經濟的一些數據，你或許會納悶：為什麽人們不在街上歡欣鼓舞？失業率只有5%，為11年最低。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接近歷史高位。收入不平等程度非但沒有擴大，自金融危機以來實際上有所縮小。然而，52%的選民剛剛選擇脫離歐盟。
支持退歐的群體並不都是同一類人，其中許多人受到了與經濟因素無關的議題的推動。不過，明顯的是，一些選民感覺自己被現代經濟拋在後面，沒什麽可失去的。
英國央行(BoE)首席經濟學家安迪•霍爾丹(Andy Haldane)上月描述道，當他在英格蘭中部的原工業城市諾丁漢與多個慈善組織開會時，他領教了“第一線真相”。當他開始談論經濟復蘇時，他們打斷了他。他們看不到任何證據：無家可歸、食物賑濟庫(food bank)的利用、精神健康問題都在加重。“‘復蘇’一詞根本不符合他們的實際情況，”霍爾丹說。
一些經濟學家或許會對拿“第一線真相”太當回事不以為然。他們會理由充分地說，軼事證據幾乎從來都不具備代表性，而且會導致錯誤的結論。但數據也是如此——如果你過於依賴它們的話。結合這兩種方式，就可以梳理出其中的區別。你還可以找到有關根本原因的線索。
幾個月前，我去了德比郡(Derbyshire)一個曾經的煤礦小鎮博爾索弗(Bolsover)，那裡的經濟數據看上去相當不錯。平均工資很低，但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口比例低於英國平均水平。但一位酒吧老闆稱，他已經讓所有員工都成了自雇者，這樣他就不必為他們繳稅，也不必向他們支付最低工資。教會里的人把睡袋送給已經拿不到救濟金、住在廢棄車庫里的年輕男子。在商店工作的女士們表示，當地所有零售工作都是兼職的，而且因為公共汽車票價太高，不值得去別處謀一份全職工作。
統計人員盡最大努力捕捉這些細微之處。但一個坐在倫敦辦公室盯著電子表格的人，對經濟的瞭解終究是有限的。而你錯過的細節或許正是關鍵的細節。
當然，從報紙及其他二手資料中也可以收集到“第一線真相”，但第一手資料不可代替。以對沖基金FrontPoint的史蒂夫•艾斯曼(Steve Eisman)及其同事為例。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在《大空頭》(The Big Short)一書中描寫道，2007年他們飛往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場浮華的次貸會議，那段經歷使他們確信自己對次貸危機即將來臨的預感是正確的。他們與銀行家、投資者和評級機構的人士交談——那些人都在空手套白狼。飛回家後，他們把押註美國住宅市場崩盤的賭註增加了一倍。
當支持退歐的前部長級官員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稱我們已經聽夠了專家的高見時，他錯了。在英國把握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之際，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專家。但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接地氣的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