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大潮正在轉向

文/英國《金融時報》 馬丁•沃爾夫  譯者/鄒策

全球化大潮轉向了嗎？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答案與全球經濟和西方政治狀況密切相關。

移民提出一些非常特殊的問題。各國並未在全球化時代普遍承諾實現人員自由流動。因此，我這里將主要談談貿易和資本流動。這些領域的證據似乎非常清晰。全球化已遭遇瓶頸，並且在某些領域發生了逆轉。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認為，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從而成為自二戰以來此類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lobal Trade Alert)表示，全球貿易規模甚至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間也出現了停滯，盡管全球經濟繼續增長。跨境金融資產存量與全球產值的比例在2007年達到57%的峰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後，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於2007年的3.3%，盡管該比例還在緩慢增長。

因此，進一步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停滯，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發生了逆轉。全球化不再推動世界增長。如果全球化進程真的趨於結束、乃至發生逆轉，這將不是自19世紀初工業革命以來的首次。另一次全球化發生在19世紀末的帝國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那次全球化進程停止，“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則完全摧毀了它。美國經濟和外交政策在1945年之後主要致力於重新構建全球經濟，但此次全球化是主權國家之間開展的，並受到國際經濟組織的指導。如果今年11月支持保護主義並詆毀全球機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為美國總統，戰後的美國政策核心將會遭到否定。

鑒於歷史記錄以及當前圍繞貿易的政治紛爭（尤其是在美國），人們自然會問，如今的這個全球化時代是否會重蹈覆轍。這需要我們理解背後的驅動因素。

全球化步伐放緩的部分原因在於，許多機遇即便不是完全消失，也是急劇減少。例如，當基本上所有的勞動密集型製造商都將生產搬離富裕國家的時候，此類產品的貿易增長必定下降。同樣，當全球歷史上最大的投資熱潮（發生在中國）放緩的時候，許多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必定下降。這將會影響它們的價格和數量。還有，“一生一遇”的全球信貸熱潮的結束，當然會導致跨境金融資產持有量的下降。最後，在數十年的外商直接投資之後，可從中受益的許多公司應該已經抓住機遇並取得成功了或者（在某些重要情況下）失敗了。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貿易自由化已經停滯，人們可以看到保護主義舉措日益增多。此次金融危機催生了監管舉措，其中許多舉措肯定會減緩跨境資金流動。排外情緒上升和貿易放緩全都可能減緩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簡言之，政策支持度下降。

政治方面的支持度下降得更厲害。美國再次處於故事核心。特朗普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但頗能說明問題的是，制定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開始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美國和歐盟正在談判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現在深陷困境。多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奄奄一息。最重要的是，西方民眾中的一些重要群體不再相信增加貿易會讓他們受益。相對實際收入和對進口日益增長的適應方面的證據，為此類懷疑提供了一些支持。

因此，全球化往好里說也是出現了停滯。它可能會發生逆轉嗎？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需要大國之間保持和平。一些人還會說，全球化需要一個霸權國家：1914年前的英國和1945年後的美國。在主要高收入國家經濟表現疲弱、不平等加劇以及全球力量平衡發生重大轉變之際，全球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崩潰。想想假如美中圍繞南中國海發生任何沖突會帶來什麽影響吧，盡管那樣的災難性事件讓人不寒而慄之處將遠不止是它對經濟領域的影響。

全球化停滯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家庭收入不平等出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的首次下降。從1980年到2015年，全球平均實際收入增長了120%。全球化提供的機遇非常重要。彼此封閉起來不可能有未來。

全球化的（重大）錯誤在於沒有確保更平等地分享益處，尤其是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全球化未能保護那些遭受不利影響的人群、努力減輕他們所受的沖擊。但我們無法讓經濟變化停止。此外，生產率增長和新技術對就業和薪資的影響，遠遠超過進口增長的影響。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怪到全球化頭上。

然而，如今全球化已經停滯，驅動全球化的政策同樣如此。它還可能發生逆轉。全球化即便只是停滯，也會讓經濟進步變慢，並減少全球窮人的機遇。推動全球化前進需要不同以往的國內和外部政策。全球化的未來取決於管理的改善。這種改善可能實現嗎？反正我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