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樣的結構才是好的結構
文/吳敬璉
來源:中國政策論壇(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industry/Practice/201609/t20160922_255679.htm)
結構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體制機制的結構，通過行政的手段對產業的結構進行調整，往往會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更加突出。因此，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才能解決問題。政府的作用，是為企業和創業者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為實現這個目標，現階段需要從制定和執行市場進入的負面清單、全面推進金融改革等六個方面抓緊推進。
政府直接“調結構”不但無效，甚至會適得其反。早在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已經意識到中國的產業結構存在嚴重扭曲，效益受到損害，需要進行調整。但是，在當時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條件下，這種調整還是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的。
這種方法的根本問題在於，政府沒有辦法判定什麼樣的結構才是好的結構，而且結構扭曲往往就是由體制缺陷和政策偏差造成的。即使調整到位了，也並不能讓市場獲得一個好的結構。此外，造成經濟結構扭曲的各種體制和政策上的因素並沒有改變，很多調整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無用功。
後來經過20年左右時間的改革，市場逐漸地成長和發育起來，但政府主導和配置資源的習慣依然保留著，結構扭曲的問題也難以解決。在2004年出現了經濟“過熱”以後，對宏觀經濟到底是“全面過熱”還是“局部過熱”，各界發生了爭論。當時有三種意見：第一種認為沒有發生過熱，也不贊成採取總量緊縮政策。第二種認為經濟出現了總量過熱，主張採取緊縮措施，防止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泡沫膨脹而導致崩盤。然而，獲得決策層肯定的是第三種意見，即認為中國經濟沒有出現“全面過熱”，只需採取措施加以控制，抑制“過熱部門”的擴張，就能保證國民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
由此，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多次制定並頒佈了相關文件與規定，希望用行政的手段對產業的結構進行調整。但是，這樣的調整卻導致經濟結構的扭曲更加突出，產能過剩的行業越調越多。因為價格信號扭曲和成本失真，用各種補貼、政策優惠扶植的指定產業很快也變成了產能過剩的產業。直到現在，結構調整的第一大任務還是去產能，這也反映了用行政方法調結構的致命弱點。
張維迎VS林毅夫:產業政策存廢之爭
文/《中國經濟週刊》 記者 賈國強
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9/27/c_129301410.htm
近一段時間，國內兩位重量級經濟學者林毅夫和張維迎圍繞我國產業政策爆發了激烈爭論，也引起了國家發改委回應和學界的討論。
8月25日，張維迎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6年夏季峰會上發表演講，人類認知的侷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意味著產業政策注定會失敗，更像是一場豪賭。他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給任何行業、企業特殊政策。
他還具體解釋稱，制定產業政策不能靠官員、專家和企業家：政府官員不具備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專家沒有敏鋭性和創新必需的軟知識；企業家已經是成功了的，但是過去的成功不是未來的指路燈。
9月13日，林毅夫發表文章，觀點鮮明針鋒相對。他認為，經濟發展需要產業政策才能成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用產業政策時經常失敗，除了執行能力的問題之外，究其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容易出於趕超的目的，而去支持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果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無止境的保護補貼來生存。
隨後，張維迎和林毅夫兩位教授進一步就產業政策作用分別發出四點批評與回應，兩人從各自角度闡釋“後發國家保持長時間持續增長的原因；發揮比較優勢與強調政府作用是否存在矛盾；企業家精神與產業政策之間的矛盾；討論重新思考戰略與體制的關係”。
針對張維迎和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爭論，9月14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回應稱：對於任何事物，社會上都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觀點和看法，這非常正常，對產業政策當然也不會例外。他表示：世界各國確實都在運用產業政策，通過產業政策在不同領域、不同側面發揮作用；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政策確實對我國的發展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他也指出，“我們也在認真評估當前的產業政策，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們現有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與新常態不相適應的地方，從目前產業政策的實施情況看，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難題，我們要通過相關的調整來使這些政策適應新常態的需要。”
國家發改委的官方表態，並沒有明確指出誰是誰非，一方面肯定了產業政策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產業政策存在的問題。
歷經21年的學術“恩怨”
其實，這已經不是張維迎和林毅夫之間的第一次學術爭論了。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啟了中國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和經濟高速增長，但經濟過熱卻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很快中國經濟就陷入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於是中國經濟學界開始把國有企業作為進一步改革的中心環節。
1995年，林毅夫和張維迎就國企改革的方向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被經濟學界稱為北大“交火”事件。張維迎認為，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必須匹配，因此掌握國企實際控制權的管理層應該獲得國企產權，國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營化。而林毅夫認為，國企的主要問題是承擔了太多的社會負擔和政策負擔，導致國企缺乏活力，因此國企改革的方向是營造一個競爭性市場環境。在1995年那場爭論之後的國企改革政策，實際上是先改善國企的經營環境，然後再“抓大放小”。
2004年，在北大CCER創辦10週年的慶祝活動中，林毅夫、張維迎二人再次同台並就中國經濟發展的預期表達了各自的觀點。林毅夫認為，只要沿著當前的路子走下去，中國經濟再增長二三十年沒問題，到2030年，經濟總體規模一定趕超美國。
張維迎則擔心在未來的20年裡，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這將會使中國企業面臨很大的挑戰。張維迎認為，如果企業制度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將非常令人擔憂。
2014年，在復旦大學韋森教授主辦的楊小凱逝世十週年追思會上，張維迎與林毅夫就“政府定位與後發優勢”再次爭論。張維迎認為，“沒有國家和政府參與，市場或變得更好，政府再不退出市場，後發優勢就要轉變為後發劣勢了”。林毅夫堅稱，“後發國家需要政府發現和扶持企業的比較優勢，不然就是無效市場”。
對於林毅夫張維迎之爭，知名財經評論家葉檀曾稱，是兩種主要經濟理論、兩種不同發展模式在中國新經濟、新路徑背景下的交鋒。張維迎推崇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場派人士，主張由市場發揮作用，出清庫存，否則價格必遭扭曲，資源錯誤配置，病情越來越重，“大量的事實證明，政府無論怎麼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而林毅夫推崇凱恩斯，一如既往地主張政府的作用，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干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干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哪一種干預會失敗。“如果要政府去協調，當然有可能失敗，但是沒有政府協調更失敗”。
產業政策的利弊
針對這次產業政策爭論，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員馮興元認為，林毅夫看重政府“看得見的手”，比較迷戀產業政策。張維迎非常反對產業政策，認為只要借助市場“看不見的手”，就足以推進創新和發展。
對於該如何處理好“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關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然而現實中，我國的宏觀調控工具寬泛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峰在其《宏調的邏輯》一文中梳理了近10年宏調政策演變過程與具體內容，相關部門所運用的政策工具和手段可能不下30種，這是通常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難以觀察到的特徵。
他認為，宏觀調控寬泛化既是深層改革滯後和市場體制不完善的結果，也是妨礙改革推進甚至客觀促成舊體制某些因素復歸的根源。國家發改委是最重要、最具特色的宏調部門。從10年宏觀調控具體來看，國家發改委直接出台宏調的政策較多具有產業瞄準指向。國家發改委在收入分配、金融發展、促進新興產業以及各類補貼政策設計方面有特殊影響力，其政策操作會給觀察人士留下左右逢源與呼風喚雨的神秘感。
然而，這也使國家發改委曾經出現了“崩塌式腐敗”，被稱為“天下第一司”的價格司曾有5名官員涉嫌職務犯罪。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徐進輝對此分析稱：一是所在部門權力過大、權力集中是誘發腐敗的重要原因；二是在管理和監督機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監管，審批權運轉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內外部監督機制。
對於產業政策的利弊，企業家或許有更大的發言權。2014年7月14日，珠海格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在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曾直言，“我們不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競爭的環境，企業自己就可以做好！”李克強總理稱讚董明珠的建議“很有啟發”。他隨即建議現場相關部委負責人，這樣的聲音，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都應該“聽一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