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全球經濟復蘇更有後勁？

文/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譯者/何黎

世界經濟正在好轉。問題是此輪改善有多強勁，有多持久。復蘇可能令人失望，也可能持續一段時間，或者標志着一段快速、持續增長時期的開端。最後一個似乎是最不可能的結果。但失敗並非命中註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世界經濟展望》(WEO)闡述了相關問題。IMF預計世界經濟會有所改善，實際情況可能正是如此。去年，世界經濟增長了3.1%（按購買力平價衡量）。IMF現在預測，2017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5%，2018年將增長3.6%。這些預測或多或少與去年10月公布的預測相當。正如《世界經濟展望》所指出的，就連全球貿易都在走強。然而，此輪好轉必須放到大背景中看待：它發生在IMF多年下調增長預測之後。當前的未來展望比幾年前的未來展望糟糕得多。

復蘇的最重要原因是，接踵而來的3個沖擊——2007-09年的金融危機、2009-13年的歐元區危機和2014-15年的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正在成為過去。多數曾受影響的經濟體迎來了周期性復蘇：的確，預計所有地區和大型經濟體將實現一定程度的增長。隨着上述沖擊的消退，信心已恢復。金融危機尤其會留下持久的影響。但即使這種影響也不會永遠持續下去。提供強效支持的貨幣政策也起到了幫助。我們也許終於看到了危機後遺症的終結。

總之，《世界經濟展望》稱，“如果不發生意外，預計未來幾年內許多發達經濟體將持續復蘇，產出缺口逐漸縮小，使增長保持在適度高於潛在趨勢線的水平。”在新興經濟體中，大宗商品出口國的好轉迄今尤其明顯。

那麼哪些因素可能決定此輪復蘇的後勁和力度？

樂觀情景的基礎和前提將是高收入和新興經濟體信心增強和投資增長（一個突出例外是中國，它需要放慢投資步伐）。這將提升生產率增速，因為新的、更高效率的資本取代了今天的老舊資本。隨着生產性投資的增加和潛在增長率的提高，通過增長來擺脫債務也將變得更容易。

這是一個可喜的故事。可惜，它遠非唯一的可能性。我們可以輕松地找出顯著的下行風險。

第一組此類風險是政治的。在高收入國家裡，針對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反彈是切實存在的；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而言，這種反彈已經產生重大後果。不過，保護主義加劇和隨之而來的世界貿易增長放緩並不是僅有的危險。更大的風險在於大國之間合作中斷，甚至發生公開對抗。

第二組風險在於新的美國政策議程。也許最大危險在於，對於經濟增長的過於雄心勃勃的希望被當作理由，以推行過度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從中短期看，這或許會帶來繁榮，甚至會保證特朗普獲得連任，正如類似政策在1972年幫助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連任那樣。從更遠期看，這可能產生巨大的破壞穩定效果。

第三組風險——又與共和黨的議程密切相關——在於不負責任的金融自由化。對不穩定的金融體系松開剎車，短期效果或許也是積極的。更遠期的效果可能包括一場危機，其破壞性甚至超過10年前那場危機。

第四組風險涉及中國經濟的更長期演變。短期而言，當局有能力維持符合目標的增長率。但增長仍依賴信貸。就更長期而言，中國似乎要在越來越多的債務或者慢得多的增速之間做出選擇。中國政策制定者如何把握好這個問題，對全球經濟前景仍至關重要。

第五組風險出現在其他新興經濟體。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通過利率上升和強勢美元造成的沖擊，或許具有極強的破壞穩定效果。

第六組風險出現在歐洲。正如《世界經濟展望》所指出的，在歐元區表現落後的經濟體中，持續糟糕的經濟表現可能與金融行業弱勢相結合，永久性地抑制需求——進而壓抑供應。最容易受到這種弊病拖累的歐洲大國是意大利。但就連法國也不具有免疫力。與此同時，還有一個風險是，硬退歐，甚至混亂的退歐，將嚴重損害英國經濟。

最後，除了一名右翼煽動者在美國崛起之外，還有其他政治因素。匈牙利、波蘭、俄羅斯和土耳其出現的“公投獨裁”(plebiscitary dictatorship)，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都不是好兆頭。南非也讓人產生類似的擔憂。良好的政策取決於睿智的政策制定者。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各國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現在。

因此，最大的問題在於政治是否將會為經濟提供必要的支持。我們有合理幾率迎來一輪周期性復蘇。但要讓復蘇持續更久，將意味着審慎把握平衡。政策制定者必須支持私人和公共投資，推進創新，保持開放和競爭的經濟，並在監管過多的地方減少監管，同時在監管必不可少的地方維持監管。然而，政策制定者還必須確保在比以往更加廣泛的范圍分享增長的果實。

此輪經濟好轉是一個機會。如果沒有利用好這個機會，那麼這可能被證明只是一次短暫的經濟回暖。但它的促增長含量可以（而且應該）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