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2018聯合國世界經濟與展望報告出爐 全球經濟增長可穩定在3％

聯合國報告 全球今明年GDP增長 可保３％

聯合國最新報告指出，今年以來影響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有所消退，預估今年至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可穩定在3％。反觀，台灣經濟成長速度雖有所加快，但聯合國預估今、明兩年台灣GDP增長分別為2.2％和2.4％，仍低於世界均值。

新華社報導，聯合國官網11日公布最新的「2018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由於與危機相關的脆弱因素和近期引發動盪的負面影響有所消退，2017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料可達到3％，這也是自2011年以來的最快增長。

報告稱，2017年全球約三分之二國家的GDP增速均高於2016年，並預計2018年和2019年的全球經濟成長也可穩定在3％左右。

從全球範圍來看，東亞和南亞仍是全球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對今年全球增長的貢獻高達近一半，僅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就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阿根廷、巴西、奈及利亞和俄羅斯等陸續走出經濟衰退，也對全球經濟增長率的提高有所貢獻。

在台灣方面，報告指出，隨著全球景氣回暖，台灣經濟成長前景也逐漸加強。尤其全球對電子產品需求回升的情況下，推動台灣的電子產品出口出現強勁反彈。

報告中並指出，台灣在2016年經歷1.5％的低迷GDP成長之後，今年隨著半導體和消費電子產品的出貨量呈現雙位數增長，預估2017年台灣的GDP成長率將可上升至2.2％，2018年更可望將進一步上升至2.4％。

對於明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的預估值，聯合國顯然較我國官方更加樂觀。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日前預估，台灣今年GDP成長率為2.58％，明年略微下降至2.29％。

以下附上聯合國2018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文

全球宏觀經濟發展展望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消退，政策制定者有更大的空間來解決阻礙可持續發展的更長期問題。

在過去十年裡，不時出現各種廣泛的經濟危機和負面衝擊，首先是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隨後是2010至2012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2014至2016年的全球商品價格調整。 隨著這些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持續阻力消退，世界經濟有所上揚，為調整政策以解決阻礙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環境進步的長期問題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2017年，全球經濟增長估計已達3.0%，與2016年2.4%的增長相比顯著加快，為2011年以來的最高全球增長率。 在各類國家中，勞動力市場的各項指標繼續改善，世界上約三分之二的國家2017年經濟增長強於上年。 在全球範圍內，2018年和2019年的增長預計穩定在3.0%。

經濟活動趨強之勢在各國和各區域分佈不均

世界總產值增長最近加快，主要是因為一些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更穩健，而東亞和南亞仍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區域。 隨著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亞和俄羅斯聯邦擺脫衰退，這些經濟體出現了周期性改善，也約佔2016年到2017年全球增長率上漲的三分之一。 但近期各國和各區域的經濟收益分佈仍然不均，世界許多地區尚未恢復健康的增長速度。 許多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前景仍然充滿挑戰，凸顯出過度依賴少數自然資源的國家容易出現繁榮與蕭條交替循環。 而且，世界經濟的長期潛力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投資疲軟和生產率增長低速時期延長而受到損害。

投資條件有所改善，但政策不確定性升高和債務上升，可能阻礙投資廣泛回暖。

由於金融波動較小，銀行業脆弱性降低，一些商品部門復甦而且全球宏觀經濟前景更穩固，投資條件普遍改善。 融資成本仍然普遍很低，許多新興市場的息差收窄，反映風險溢價下降。 這一情況幫助了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動增加，包括跨界借貸的增加及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信貸增長更旺。

條件的改善幫助一些較大經濟體的生產性投資適度復甦。 2017年，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大約佔全球經濟活動加速的60%。 這一改善與非常低的起點相關，之前兩年投資增長異常疲軟，而且全球投資總額長期不振。 由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程度升高，主要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調整的影響相當不確定，以及債務增加和長期金融脆弱性積累，支持更強勁的生產率增長和加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所需的投資活動的更廣泛反彈可能會受阻。

如果保護主義傾向增強，世界貿易的回升可能會遭受挫折

2017年全球貿易出現回升。 2017年前8個月，世界商品貿易的增長達到危機後時期的最快速度。 回升的主要原因是東亞的進口需求增強，因為該區域的內需上揚，得到寬鬆政策措施的支撐。 由於企業回應不斷改善的投資條件，幾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資本貨物進口回升。

最近主要貿易關係的調整，如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決定退出歐洲聯盟及美利堅合眾國決定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重新進行談判並重新評估其他現有貿易協定的條款，引起對貿易壁壘和爭端可能升級的擔憂。 如果其他國家採取報復措施，這些情況的程度會增大。 考慮到貿易、投資和生產率增長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限制越來越多的貿易環境可能會妨礙中期增長前景。 在這方面，各項政策應側重於維護和振興多邊貿易合作，強調服務貿易可能帶來的惠益。

可持續發展的進展

人均收入增長乏力，對若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造成挫折

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不平衡，繼續令人擔憂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前景。 由於2016年四大發展中區域平均收入下滑，許多國家最近甚至遭遇挫折。

預計2017年至2019年期間，非洲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區以及西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國內總產值)會進一步受挫或增長微乎其微。 這些區域總共有2.75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 這突出說明必須解決一些阻礙可持續發展取得更快進展的長期結構性問題，並確保消除貧窮和為所有人創造體面就業的目標不會更加遙不可及。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到2030年非洲可能會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陷入赤貧。

支持最不發達國家的增長既需要財政資源，也需要在解決體制缺陷和安全問題上取得進展

預計只有極少數最不發達國家會在近期內達到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內總產值增長“至少7%”的具體目標。實現這一目標將需要在許多最不發達國家進行更高多的投資。可以通過國內和國際、公共和私人資金來源的各種組合來調集必要的財政資源。 然而，體制缺陷、基本的基礎設施不足、極度受到與天氣有關的衝擊和自然災害影響，以及與安全和政治不確定性有關的挑戰，妨礙了許多最不發達國家取得更快的進展。這些障礙必須消除，以確保將可用資金有效地用於生產性投資。

由於經濟增長加速，就更需要考慮與環境可持續性的聯繫

經濟增長加速也帶來環境成本。 與天氣有關的打擊的頻率繼續增加，突顯出迫切需要建立抵禦氣候變化的複原力和遏制環境退化速度。 雖然全球能源所致碳排放量在2013年至2016年之間持平，但恢復到更強勁的國內總產值增長很可能造成更高的排放量。

國際航運和航空排放不屬於《巴黎協定》的範圍，但過去25年這兩個部門的排放量比公路運輸的排放量增長得更快，並且自2013年以來持續上升。 雖然在航運業和航空業加強了防治空氣污染的措施，但不清楚目前的政策是否足以將排放量降低到符合《巴黎協定》目標的水平。

向可持續能源的轉型依然緩慢

向可持續能源的轉型正以漸進的步伐推進。 可再生能源佔所有最近安裝的發電能力的一半以上，但仍然只提供全球發電量的大約11%。 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國，2017年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將得到澳大利亞、中國、德國、墨西哥、聯合王國和美國的大規模風能項目的支持。 當今許多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能源供應繼續嚴重短缺，故在通過今天明智的政策和投資而為未來有利於環境的可持續增長奠定基礎方面，存在巨大的潛力。

不確定性和風險

經濟前景仍然易受貿易政策變化、全球金融狀況突然惡化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加劇的影響

雖然全球金融危機所致許多脆弱性的陰影已有所緩解，但一些不確定性和風險仍然如影隨形。 政策不確定性的升高繼續籠罩著世界貿易、發展援助、移民和氣候目標的前景，並可能延遲更廣泛的全球投資和生產率的回升。 不斷升級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會加劇走向更多單方面和孤立主義政策的趨勢。 全球充足的清償能力和較低的借貸成本長期存在，促使全球債務水平進一步升高，金融失衡加劇。 它還與當前資產價格居高有關係，這意味著風險定價不足。

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資本市場更為開放的發展中經濟體，依然容易受到風險規避激增、全球資金流動條件無序收緊和突然撤資的影響。 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會引發這種激增。 經濟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目前正在基本上前所未知的領域運作，沒有任何歷史先例作為指導。 這使得金融市場的任何調整都比之前復甦時難以預料，並增大了與政策失誤相關的風險。

政策挑戰和前進道路

各主要經濟體的同步復甦、金融市場狀況穩定以及沒有重大的負面衝擊，為政策調整提供了機會

雖然若干風險和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但在當前經濟環境中脫穎而出的是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周期走向一致，金融市場狀況穩定，商品價格錯位等負面衝擊不復存在。

隨著全球經濟實現更廣泛穩定的條件改善，對消除經濟危機影響和實現短期宏觀經濟穩定的政策行動的偏重有所緩解。 加之投資條件改善，為調整政策以解決如下更長期的問題創造了更大空間：加強經濟增長的環境質量，使其更具包容性，以及解決阻礙發展的體制缺陷。

調整政策以應對這些挑戰並最大限度地實現發展目標之間的共同利益，可以帶來更強勁的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實現更可持續的中期經濟增長。 諸如教育、擴大獲得保健的機會、建立抵御氣候變化的能力、改進機構質量、建設金融和數字包容等領域的短期投資，都將有助於短期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 它還將加速實現社會和環境目標，並擴大可持續增長的長期潛力。

政策調整應包括四個具體領域：增加經濟多樣化、減少不平等、加強金融結構和解決體制缺陷

政策制定者應該利用當前的宏觀經濟背景來注重四個具體領域。 首先，高度依賴少數基本商品的國家對經濟多樣化的長期需求怎樣強調都不為過。 與近期商品價格調整相關的沉重經濟成本證明了這一點。

抑制和糾正不平等的擴大，對於確保未來均衡和可持續的增長也是至關重要的。 這就需要將提高最貧困者的生活水平的短期政策與消除機會不平等的長期政策綜合在一起，如投資於兒童早期發展、擴大醫療保健和教育機會以及投資於農村道路和電氣化。

第三個關鍵領域是重新使全球金融架構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議程》接軌。 這就要求建立一個新的可持續金融框架，並逐步從目前短期利潤的側重點轉向以履行社會和環境責任的方式創造長期價值的目標。 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財政和外匯政策良好協調，可以通過促進金融穩定和遏制金融風險的增加而支持這些目標。

最後，治理不力和政治不穩定仍然是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根本障礙。 同時，全球經濟的更強勁增長本身對於幫助這些受衝突局勢影響的國家所起的作用很小，這些國家在取得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進展方面餘地不大。 政策優先事項必須包括加倍努力，幫助預防和解決衝突，並解決成為許多這種障礙的基礎的體制缺陷。

來源:工商時報、聯合國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