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宏觀經濟理論為何需要重建？

文/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譯者/梁艷裳

經濟學是一門實用學科,與醫學一樣，而與（比如說）宇宙學不一樣。經濟學的目的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宏觀經濟學尤其如此，它由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對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做出回應時所創。對這門學科的檢驗在於，宏觀經濟學專家是否了解經濟中哪裡可能出問題以及如何糾正。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幾乎讓該學科完全始料不及，第一次檢驗不及格。第二次的成績好一些。但它需要重建。

在2009年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博客中，現供職於花旗(Citi)的威廉姆•比特(Willem Buiter)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多數主流宏觀經濟理論創新……被證明充其量是自我參照、封閉的消遣。」發表在《牛津經濟政策評論》(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的一篇非常深入的分析文章題目為「重建宏觀經濟理論」，它引導讀者得出大致相同的觀點。墨守成規的研究方法確實被證明存在嚴重缺陷。另外，頂尖職業經濟學家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存在深刻分歧。蘇格拉底(Socrates)可能會說，意識到自己的愚昧無知要比處於知識幻覺好得多。如果是這樣的話，宏觀經濟學目前狀況良好。

正如大衛•維內斯(David Vines)和薩姆•威利斯(Sam Willis)在二人精彩的概述中解釋的那樣，核心宏觀經濟模型取決於兩個重要假設：有效市場假說和理性預期。這兩點現在看上去都沒有說服力。對高度不確定的未來是否有可能有「理性預期」甚至都存在疑問。這種不確定性有助於解釋貨幣、債務和銀行等體系的存在，這些體系的影響非常重要，但在標準模型中基本被忽視。大致正確好於完全錯誤。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有關金融領域投機傾向危險性的觀點大致正確，而很多最聰明的宏觀經濟學家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辯稱標準模型在常規時期有用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了解危機的風險以及如何應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危機是代價最高的事件，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的那樣。不包括危機可能性的宏觀經濟學沒有抓住重點，就好像一種藥物不假設出現心臟病的可能性。另外，危機是有內源性的：這就是說，它們來自經濟內部。它們是過分樂觀的傾向以及高槓桿金融中介體系的脆弱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我的同事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特別指出「多重均衡」的可能性，這種觀點認為，經濟可能最終會讓全球的糟糕狀態自我強化。這種可能性讓對危機做出有力應對變得至關重要。畢竟，醫生面對心臟病的第一反應不是告訴患者要節食。這種事情只有在他們處理過心臟病後才會發生。

因此，重要問題不僅是我們是否明白如何應對一場危機，還有我們是否這麼做了。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指出（我認為很有說服力），凱恩斯的基本補救方法——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應對措施——仍然正確。同樣重要的還有銀行體系快速恢復活力。美國經濟更快復甦與歐元區經濟復甦的可怕延遲之間的對比，為這種觀點提供了明顯支持。基本上，歐元區失去了5年才開始復甦。

比較一下上世紀30年代和此次危機之後的時期，我們會發現，我們實際上學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與「大蕭條」相比，產出的立即下滑以及失業率上升幅度要小得多。另外，這次物價也一直穩定得多。這些是真正的成功。然而，在危機發生了10年後，相對於危機前的人均產出水平則不如人意：德國和英國甚至上一次表現得更好。另外，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遭受最嚴重打擊的歐元區國家都受損嚴重。這次復甦實際上算不上成功。

這表明，事後修復一場嚴重危機非常困難。因此，明顯有必要讓經濟變得更有韌性。儘管我們不完全了解經濟運行動態，但該如何改革經濟的普遍教訓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槓桿不那麼高，尤其是如果減少對高槓桿金融中介機構（即銀行）所有的風險資產支持的資金的依賴，經濟的韌性將會增強。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包括消除我們稅收體系中鼓勵使用槓桿的激勵措施、鼓勵擴大經濟對股權融資以及可輕易轉換為股權的債務的使用、提高銀行的準備金和資本金要求、以及快速轉向發行央行數字貨幣。

對基本宏觀經濟理論的分析顯示，我們經濟的運行方式被極大地忽視了。這並不那麼令人意外。我們可能永遠不理解這些複雜的體系（由人類慾望和誤解驅動）實際上如何運轉。這並不意味著努力提高認識是愚蠢之舉。相反，這很重要。但實際上，關注另外兩個任務或許更為重要。第一個是如何讓經濟更能抵禦狂熱和恐慌的影響。第二個是如何儘可能快地令其恢復健康。從這兩方面來看，我們需要思考更多並採取更多行動。這些是我們面臨的實際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