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

朱雲漢教授運用大量的數據分析出全球及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他以一個宏觀的角度分析了中美關係這一熱門議題，指出中美兩國的矛盾亦是中西關係的角力所造成的後果。

根據大公報紀錄報導，朱雲漢教授認為當前的國際新格局產生了兩種令西方國家憂慮的情況：第一，非西方國家可能對於西方國家主導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機制的提出挑戰，並要求大幅增加非西方國家的話語權；第二，非西方世界可能會根據不同的世界觀，建構一套新的國際秩序。他們的憂慮反映出一種西方中心的世界觀。他們擔心自己熟悉的世界即將消逝，西方主導世界的時代即將落幕，無法從正面與積極的角度來理解中國興起以及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意涵。

如果跳出西方中心世界觀，就會有全然不同的判斷。中國興起將是撼動全球秩序的最重要轉型力量之一，也是引導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重組的主導力量之一。在這層意義上，中國發展模式影響全球秩序重組，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將影響人類社會未來。中國發展模式的突出表現，撼動了國際發展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經濟治理的話語權，讓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政治模式的實踐經驗也十分突出，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功效，特別是它在西方代議民主體制的經驗之外，開闢了另外一種取得「政治正當性」的途徑。

人類社會將同時面臨兩種可能的歷史發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重組時期，失序與混亂很難避免，許多全球層次的公共治理議題可能出現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能迎接一個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來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交換模式，以及一個更能體現「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葛兆光教授則從三個關鍵字:全球史、近世中國和興衰來看對話主題。

他在金融時報刊登的全文分別對這三點進行闡述:第一點，也就是帝國內部龐大的疆域、族群。康熙到乾隆，一個最被誇耀的成就是版圖擴大，這當然很了不起，因為按照很多歷史學家的說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國」。回看十八世紀的歷史，從康熙打敗噶爾丹，到雍正改土歸流，到乾隆所謂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關外非吾土」的地盤，一下子擴大了一倍，原本主要為漢族的王朝，變成了涵容漢、滿、蒙、回、藏、苗的帝國。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羅威廉所謂「盛清」的「盛」，主要就是指這一點，美國哈佛大學的歐立德教授寫了一本書就是《乾隆帝》，也承認他的這些功績。

不過，這種龐大帝國很偉大，但也帶來麻煩：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無論是遠赴三千里外征服新疆準格爾汗國，還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貴州苗疆改土歸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要花很多錢（像平定僅三四萬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萬兩銀子，傷亡近十萬）。據徐中約說，平常朝廷開支不過三千五百萬兩銀子，如果沒有戰爭，大概有個三五百萬盈餘，但是一旦大規模征伐，就得有巨大的開支。怎麼辦？就得靠徵收格外的稅，讓商人出資，賣官鬻爵。朝廷的財政收入大量用於遠方的戰爭和駐守的軍隊，據說十全武功要耗掉一億兩千萬兩銀子，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紀末尾，其實「內囊已經盡了」。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雖然可以理解為和珅貪腐得厲害，但也可以看到，到了嘉慶朝，帝國已經沒有多少錢了。另一方面，帝國內部除了作為主體的滿漢蒙之外，各種異族對於帝國的認同，也相當麻煩，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將軍三種不同的體制來管理。可是，各地的動亂此起彼伏，經歷了回民、苗民、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等等叛亂，帝國已經有點兒吃不消了，這也是造成帝國衰落的原因之一。

顯然，大帝國有大帝國的麻煩，所以，後來從帝制轉型成為共和制後，延續「五族共和」的統一國家，雖然相當偉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廣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眾同質化並且認同一個國家，就相當棘手，這種棘手的問題，也許至今還仍然棘手。

第二點，就是面對世界的無知和傲慢，這當然是意識形態與思想文化固執和僵化的問題。

過去討論十八世紀，往往會說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對，說中國不曾傲慢，也不曾閉關鎖國，雖然是朝貢圈的老大，但對各國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國學者何偉亞那本《懷柔遠人》。其實，這是有意立異，不過是後現代後殖民的路數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會那麼平等地「協和萬邦」，其實，皇帝始終是中心，中國始終是中心。

這和皇權獨大下的思想專制相關，在古代中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對內部要思想統一，對外部是文化傲慢，這是一個定勢。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說皇帝在思想辯論中的角色。如果說，中古時期的皇帝，還只是在一旁居高臨下充當思想辯論的仲裁者（就像漢代的「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滅論」的討論，唐代皇帝喜歡在宮廷里聽「三教論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卻常常直接充當思想的辯論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論爭（像宋孝宗的《三教論》和《科舉論》，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說》和《正孔子祀典申議》）。到了十八世紀，大家可能記得，雍正皇帝乾脆自己操刀，編了《大義覺迷錄》（1729）和《揀魔辯異錄》（1733），前一本借了曾靜案，介入政治和倫理領域（討論華夷之辨的錯誤、皇帝神聖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後一本針對佛教禪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僅管天管地，還要管思想，這就形成了對知識階層的很大壓力，不光是王汎森講的「毛細管」作用，還有強大的「鍛壓機」作用。

而這個定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後，「訓政」與「黨國」成為主流的時代，更是變本加厲。那麼，在皇權籠罩一切的專制政治制度底下，說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徑和「作帝王師」的理想，說不好就只能「著書都為稻粱謀」。知識分子怎麼能輕易掙脫專制皇權、政治制度對文化思想的鉗制？而在專制皇權、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間越來越窄仄，我們又怎麼能相信憑著這種傳統，中國能給世界帶來惠及全球的價值，發展出保證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自由發展的制度？

舉一個例子，差不多同樣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歐洲完成了狄德羅和達朗貝主編的《百科全書》（1772，共28卷，兩千萬字，71, 818條條目，2,885張插圖），中國則由朝廷組織編成了《四庫全書》（1782）。兩套書各自的取向和影響是什麼，好像也差得很遠，百科全書似乎是朝向現代的，四庫全書當然是迴向古代的。百科全書雖然以「記憶」、「分析」和「想象」包容歷史、哲學和文學，但更強調了商業、技術和工藝；然而四庫全書則仍然是經、史、子、集，所以，當四庫全書的編纂，鼓勵了學者們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釋和發揮上的時候，可是，歐洲的實用知識卻在發展和整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之前幾年的1776年，美國發布了《獨立宣言》，而之後幾年的1789年，法國發布了《人權宣言》。

第三點，就是帝國中央權力，皇權也就是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和強大。

美國學者牟復禮（F. Mote）說過，蒙元、滿清都是非漢族政權，他們由於軍事上的崛起，習慣於嚴厲的控制，他們摧毀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對皇權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清代皇帝設立的軍機處，使內閣虛設，內閣大學士成了閑散的名譽職位；皇帝親自披覽各種文件，所以才有龐大的硃批、上諭，事無巨細都由皇帝管；從雍正到乾隆，貫穿整個十八世紀的文字獄，大家記得曾靜、岳鍾琪和呂留良案吧，臣下該死，聖上英明。所以，許倬雲先生說「清代的君主，獨擅威權，天下臣民，都是奴隸」，絕不止是滿人包衣之類自稱「奴才」，而士大夫呢？許倬雲也說，「在領導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權獨大，國家太強，地方也好，社會也好，士大夫或知識人階層也好，甚至商業貿易，都受到制約，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稅代理人」，顧炎武《郡縣論》所說的「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根本實現不了。

看一下歐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國喬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雜誌的作者、編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駁回，宣布無效，就像在座的王賡武先生所說，這種憲政制度棒極了，「每個人都不得不認同憲法」，這是英國《大憲章》之後，延續洛克政治思想才發展出來的憲政主義，更何況在英國，當時已經是政教分離（參看《王賡武談世界史》）。而在中國，皇帝就是政治權力、神聖象徵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就說中國是「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皇權或者國家的權力太大，始終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是，（1）沒有「祖國/國家」和「朝廷/政府」的自覺區分，就是王賡武先生說的憲政：「君主」和「法律」的自覺區分，政治權力就無邊無際，用皇帝或國家名義為所欲為，制度和政策就缺乏理性；（2）沒有中央和地方的各自分工與權利分配，地方、鄉紳、商賈就缺乏積極性，社會力量就形不成，商業貿易就沒有制度保障，政治權力和經濟行為也不能權責分離。（3）皇帝或者朝廷的權力太大，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就不能分化，知識分子或者說精英階層就不可能成為批評和監督的力量，「道統」無法制約「政統」，理性和文化的力量就沒有辦法起作用。（4）皇帝、天朝為中心的朝貢制度，那時要面子吃虧的，它是政治的，不能放任商人的自由發展，當官方體制面對商業市場，也就是想方設法賺錢的自由貿易，差別就很大了。這使得清代中國從盛世之後就陷入困境，到了晚清局面不可收拾，湘軍、淮軍為代表的地方力量起來，清流之類的士大夫興起，各個口岸開放，但為時已晚。甚至直至今日還沒有從困境中走出來。

這裡順便說一下，過去東西方很多學者喜歡講「江南」，覺得十六到十八世紀中國江南，甚至比英國經濟還發達，中國才是那時的「世界經濟中心」，所以，比如加州學派就用「江南」和「英國」比較，講白銀資本，講大分流。雖然他們的初衷是自我批判，是否認歐洲中心論，是對西方近代的質疑，但是中國作為帝國，江南作為帝國高度控制的一個地區，和一個獨立的、擁有殖民地的、現代制度下的新興帝國，怎麼可以比？其中一個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這個帝國國家控制力的強大，對於財富增長和分配的影響，對於市場、原料、關稅等的國家調配，與英國很不同。你不能簡單比較，否則我們要問，為什麼江南或者中國沒有形成「產業革命」和「現代社會」？

參考來源:大公報、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