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美國經濟的競爭與自由在減弱

據中國社會科學網108年8月12日報導，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美國紐約大學金融學教授湯瑪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的新書《大逆轉：美國是如何放棄自由市場的》（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菲利蓬在書中考察了美國和歐洲產業集中的基本事實和後果，揭示了政治遊說和競選獻金如何削弱了反壟斷機制的力量，並探討了這對自由貿易、技術進步和創新意味著什麼。

通過調查研究，菲利蓬發現，相較於20年前，美國多個經濟部門的集中度上升並由數量越來越少、規模越來越大的「巨頭」主宰。這些企業不遺餘力地向政治家遊說，以保護和增加自己的淨利潤。這導致全國範圍內物價升高、投資減少，國內生產總值、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增速下降，不平等隨之加劇。與此同時，一直被美國視為競爭力增長停滯、反壟斷機制薄弱的歐洲國家的實力正在趕超美國。

在矽谷創業公司蓬勃發展、「新富」迭出的時代，上述發現令人意外，但研究資料不容否認。菲利蓬提出，從廣大普通美國民眾的利益出發，美國政府必須回歸本位，保持競爭市場的平等性。

據《金融時報》108年11月18日報導，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談論《大逆轉：美國是如何放棄自由市場的》這本書。沃爾夫表示，菲利蓬俐落地總結了研究結果：首先，美國市場的競爭性已減弱：很多行業的集中度高，領軍企業地位固化，它們的利潤率過高。其次，這種缺乏競爭損害了美國消費者和員工利益：它已導致價格上漲、投資減少和生產率增速下滑。第三，與普遍觀點相反，主要的解釋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術上的：根據研究，競爭的減少是因為進入壁壘增加以及反壟斷執法不力，而大量的遊說和競選捐款支撐著現狀。

這項分析表明，市場份額變得更集中，持續時間更長，而利潤增加。此外，在各個行業，市場集中度上升帶來了更高利潤。總的來說，影響是巨大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稅後利潤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幾乎翻了一番。

市場集中度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在製造業，來自中國的競爭起到了一定作用，它把實力較弱的美國國內競爭對手擠出市場。對於其他經濟領域，我們需要其他解釋。上世紀90年代，包括零售業巨頭沃爾瑪(Walmart)在內的超級明星企業，推動著投資率和生產率上升。然而在2000年代發生了相反的情況：市場集中度不斷上升，推升了地位固化的企業的利潤，而投資率和生產率增速雙雙下降。

這種集中度上升的惡性形式，反映出新進企業數量顯著減少，而對合併交易的容忍度上升。換句話說，美國經濟正目睹競爭顯著減少，壟斷和寡頭壟斷相應增加。

一個有趣的觀點是，相比個別成員國或美國，歐盟建立了更為獨立的監管機構。這是歐盟內部相互不信任的健康結果。在監管方面，歐盟成員國痛恨自己受其他成員國突發奇想的影響，因此更喜歡完全獨立的機構。這對國內監管機構薄弱的國家尤其有益。監管機構的獨立性也使得遊說在歐盟的回報相對較低。

這些變化反映了政治上的差異。在美國，反對放鬆監管和支持有利監管的遊說要激烈得多。總的來說，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不可避免地被大公司主導的這類遊說可以奏效。不然為什麼人們願意為遊說買單？

美國應該要什麼？菲利蓬提議的答案是：自由准入；監管機構在採取反壟斷行動時準備好犯錯誤；以及保護消費者應該享有的透明度、隱私權和資料所有權。美國採取行動的一大障礙是金錢在政治中的普遍作用。結果是寡頭壟斷和寡頭統治的雙重弊端。

沃爾夫認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很多方面都是《大逆轉》中描述的有缺陷的資本主義的產物。相反，美國需要的是另一位元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及其有力的反托拉斯行動。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中國社會科學網